中国百年史鉴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决定性影响的政治事件之一。要理解这一事件，不能只从上海的一次秘密会议写起，也不能把后来百年的历史结果简单倒推到建党当日。它既是晚清以来民族危机、民国初年政治失序和五四思想激荡的产物，又同俄国十月革命及共产国际的组织推动密切相连。本章仍以原稿丰富的史料和人物叙事为主体，循其来路，观其选择，再论其后果。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评说：乾坤朗朗，日月照明，大道之行，教化众生，止于至善。自三皇五帝到历朝历代，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华夏文明，延绵不绝。从司马《史记》起，二十四史，述秦皇汉武、唐宋宗道、明清崇德，纪事本末，历历在目。
华夏先祖，有巢、伏羲、神农、黄帝，垂范天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老庄孔孟，乃至诸子，兼收并蓄，百家争鸣。儒释道三教，如三光丽天，亘古而长耀。屈原、杜甫、辛弃疾、文天祥，风刀霜剑，铁骨铮铮；李白、苏轼、李清照、曹雪芹，心怀激荡，文采飞扬。
黎民百姓，芸芸众生，为衣食经济思虑奔忙；凡夫走卒，终日营营，共争不急之务。纵然世风日下，道德日衰，千百年来，国人仍存向善之心，知晓天道昭昭、因果报应、善恶分明。纵然朝代兴衰，封建更迭，社会仍然追求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普天之下，从黄河到长江，自昆仑至泰山，依然寒来暑往，春生秋长。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本是东方强国的土地上，西方列强早已蜂拥而至，蚕食瓜分，半壁江山沦为半殖民地；四万万国民，被污蔑为“积贫积弱，实如东亚病夫”，毫无抵抗之力。无数仁人志士，为求思想自由和民主共和，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然而，辛亥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前行。五四以后，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潮竞逐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方法。作者对此选择持根本批判态度，认为这种道路后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何为正？何为邪？何为善？何为恶？历史不能只凭口号裁断，而须以其制度、手段及后果来检验。
毛泽东是世界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早年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志，后来却在长期革命与权力斗争中形成高度集中的政治统治。作者认为，若只看到革命者最初的理想，而忽略阶级斗争、政治清洗和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就无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创伤。其他许多早期共产党人，也并非一开始便以作恶为志；不少人原有救国济世之心，但他们所选择的革命方法与组织原则，后来产生了远超个人初心的历史后果。
百年中国的巨大转折，由此埋下了种子。
一、辛亥之后：共和国与北方危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发表宣统帝退位诏书，标志着延续了2132年的帝制结束。
1913年4月8日，巴西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民国，秘鲁紧随其后。5月2日，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同日，古巴、墨西哥也正式承认。10月7日，沙俄和英、法、德、日、意、比利时、瑞典、丹麦、葡萄牙、荷兰、奥地利、西班牙13国同时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评注：沙俄对中国北方领土一直虎视眈眈。早于17世纪，俄国已极力向西伯利亚扩张，并与清朝发生冲突。清俄分别于1689年和1727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确立边界，但这并未阻止俄国的野心。1858年5月，俄国乘英法联军与清政府开战之际，以武力威胁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瑷珲条约》，以黑龙江为边界。1860年俄国逼迫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更把整个外满洲吞并，并获得不冻港海参崴，以扩展其于西太平洋的影响。
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1895年2月，清军溃败，清廷被迫派李鸿章代表清廷向日本求和，并以战败国身份在日本威逼下签订了条件苛刻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此事严重威胁到俄国意欲侵占中国东北而取得远东不冻港的战略意图，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出面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最终与清政府签订《辽南条约》归还辽东半岛。
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密约——《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将中国东北不少权益拱手让予俄方，以寻求俄国的“保护”以抗衡日本。俄国因此租借旅顺港；1897年12月，一支俄国舰队进驻旅顺港，并在当地修筑防御工事。根据约定，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至海参崴，便于俄国运输军队。在1897至1903年间，俄国与清政府在东北建造了一条由哈尔滨通过沈阳到旅顺港的东清铁路。
俄国势力渐渐扩展至朝鲜半岛。在1898年，俄国已经取得图们江及鸭绿江附近的矿场及森林，此举引致日本的不安。因应俄国威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提出与俄国修好，并代表日本政府与俄国谈判，他认为日本并未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去对抗俄国，所以他提议俄国控制中国东北以换取日本控制朝鲜半岛。俄国拒绝了伊藤博文的建议，并进一步要求以朝鲜半岛39度设立两国间的中立缓冲区。
1900年，义和团拳乱时期，八国联军侵华，沙俄尼古拉二世趁机派军，以义和团破坏东清铁路为由，对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展开入侵和屠杀，导致近万人死亡，紧接着再入侵大清顺天府占领满洲。义和团事态过后，俄军仍有十万驻守东北，实际增强了沙俄在东北的军事部署。日本请求英、德等方出面要求沙俄撤军，迫于外交压力沙俄于1902年4月与清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约定分阶段撤兵满洲，但拖延到1903年还是未有撤军时间表。同年4月18日，俄国更向大清外务部另提《七项撤军新条件》，含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在满洲扩张的条款。俄军重新出兵占据沈阳，俄国沙皇设置“亚东大都督”，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远东总督统治满洲。在接到沙俄新条件的第二天，清廷外务部官员将内容透露给日本驻华外交官，日本当局便与沙俄交涉要求俄军撤退遭拒，到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日本逐步出兵，意图迫使沙俄放弃扩张。2月8日，日本海军在未宣战的情况下攻击停泊在旅顺港的俄罗斯舰队，日俄战争爆发。不到一年，俄国战败，日本人不但夺回了辽东半岛和旅顺港，还把俄军赶出了东北。
1911年12月1日，在沙俄支持下，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向署理库伦大臣三多发出通谍，限其三日内离境。第二天，沙俄军队与外蒙叛乱武装包围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将清军全部缴械。16日，外蒙古部分王公僧侣在沙俄支持下，由库伦活佛哲布尊丹任皇帝，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
12月9日，中俄两国在齐齐哈尔签订《中俄满洲里界约》，1,45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俄国占去。
1912年1月，沙俄强占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2月4日，沙俄军队强占满洲里，清军因兵力不足退出。4月14日，袁世凯电令陆征祥向俄国声明，外蒙之事如不经过中国政府承认，一律无效。
6月1日，沙俄军队借口保护侨民，入侵伊犁。6月24日，新疆和田县策勒村发生中俄流血冲突。沙俄籍此派兵入侵喀什噶尔，要求赔偿。袁世凯政府以支付赔偿费和惩处中国有关官民了结此案。
7月8日，日俄第三次订立密约，划分内蒙势力范围。10月，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分兵两路入侵内蒙古地区。11月3日，俄国密使与外蒙古库伦当局代表签订《俄蒙协约》及附约《通商章程》。《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11月9日，俄国公使将《俄蒙协约》通告中国，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
1913年2月16日，俄国军队1,200人入侵海拉尔，并驱逐当地居民。7月6日，俄国以俄报记者在齐齐哈尔被殴为由，派兵3,000人进驻齐齐哈尔。
11月5日，中俄双方正式签字互换《中俄声明文件》，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1915年6月7日，库伦活佛哲布尊巴丹宣布取消外蒙古独立。同年11月6日，中俄订立《呼伦贝尔条约》，中国承认呼伦贝尔的特殊地位及俄国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
二、十月革命与苏俄道路的冲击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苏俄政府。反对势力组成白军与苏维埃政权对抗，俄国内战随即爆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北京政府段祺瑞内阁追随协约国的外交政策，拒不承认苏俄。12月26日，中国当局出兵镇压俄国革命党人在哈尔滨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1918年1月14日，北京民国政府派军队封锁中俄边境，阻绝中俄交通，以防范思想过激的共产党人。2月，苏维埃政府公告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3月10日，北京政府电令绥远、察哈尔都统派兵驻蒙，保护库伦。3月15日，被苏联红军击溃的哥萨克军队纷纷逃窜至黑河地区。3月19日，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奉系与苏联红军达成协议，苏联红军不侵犯中国边境，中方不支持谢米诺夫的白俄军队。4月5日，民国政府海军部派军舰至海参崴，并由吉林派陆军前往。海容号军舰9日从上海出发，17日抵海参崴。1918年8月24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将结束，北京政府发表《海参崴宣言》，宣布中国将出兵崴埠，与联合各国取一致之行动。
评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年11月7日，俄罗斯十月革命在动乱中的圣彼得堡爆发。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8年7月16日深夜，俄罗斯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家族被赶至一废弃教室内，红军士兵架起机关枪将他们集体处决，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销毁。
1918年到1922年在崩溃的沙俄帝国境内发生内战。在十月革命发起的时候，旧的俄罗斯帝国军队被解散，志愿者组成的赤卫队是布尔什维克主要的军事力量。四分之三的红军军官由前沙皇时期的军官组成。苏联红军与保皇党等组成的白军，以及波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14国的派遣军展开一系列的战斗。当时旅俄华工20多万人，俄国内战期间至少有5万中国人参加了红军。内战结束前，红军总兵力550万人。
内战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战争总共造成30万人被杀；红色恐怖期间惩治反革命，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就地处决了“阶级敌人”至少25万人，据估计死者有一百万人以上。沙俄分裂期间，芬兰、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成为主权国家。
内战末期，苏俄被耗竭且近乎毁灭。1920至1921年的干旱以及1921年的饥荒使灾难更为严重。疾病大规模流行，仅1920年就有300万人死于斑疹伤寒。一百多万人还死于大规模饥荒、交战双方的大规模屠杀和乌克兰和南俄对犹太人的迫害。1922年，世界大战和内战将近10年的破坏造成俄国有至少七百万流浪儿。
苏联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吸收其他小国家成为加盟国，定国名为苏联。1922年12月30日，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联盟条约》和《联盟成立宣言》，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三、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介绍和颂扬俄国十月革命。
列宁的新政权为了得到更多外国政府的支持，乃向中华民国示好。7月4日，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宣布，俄国将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所有掠夺品，并表示中东路是中俄两国人民的财产，中国可将其提前赎回。8月1日，列宁委托外交人员委员齐切林复函孙中山，对孙中山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向中国革命领袖致敬。
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发表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1月5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新纪元》，称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每周评论》和《国民杂志》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文。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3,000余人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强权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第二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5月4日被捕的学生。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声援北京学生斗争。五四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
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5月15日，《新青年》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
评注：有史家认为，与其说中国人民主动选择了共产党，不如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外来革命思想，经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进入中国，并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取得了组织优势。这是一家之言。
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早期共产主义者都写成被动受骗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并自觉而明确地把共产主义视为救国道路；广大普通民众则在此后不断变化的战争、政治动员和社会结构中逐渐被卷入。这种主动选择，从留法勤工俭学青年留下的大量书信、文章和组织活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四、留法勤工俭学与青年人的选择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时期，1917年前后形成规模，“五四”后达到高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实践运动。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李立三、李维汉、王若飞、陈毅、邓小平等进步青年，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理论与方法，自愿自动而积极地走上了留学法国的航程，他们都是意志坚定，目标明确的。
蔡和森是其中的先驱。1920年2月，蔡和森抵达法国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近似疯狂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翻译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并且写了大量读书笔记。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有详细的叙述：“我到法后，鲁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并强调：“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蔡的夫人向警予更加激进，她在留法勤工俭学女生中，是起组织领导作用的。
赵世炎赴法后，很快就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给国内同志的信中明确表示，不要对资本主义世界抱有任何幻想，“务要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主张脚踏实地去发动工农群众起来革命。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是张申府，他是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最早酝酿建党的三人之一。1920年8月，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前往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党的北京支部成员张申府，负责建立党的巴黎小组。张申府于同年12月抵法后，随即着手筹备建党工作。1921年1月和3月，分别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
1919年，陈独秀就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送到法国留学。他们还只是19岁和17岁的学生，陈独秀就想培养第二代接班人了。邓小平的年龄更小，只有16岁。邓小平为了维持生活，还曾经在蒙达尔纪的胶鞋厂、雷诺的汽车车间和巴黎的车站、旅馆辛苦打工。
1922年6月下旬，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袁庆云等18人，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举行了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张伯简为组织部长。
当时在法国的华工就有十八九万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多达2000余人，一般都是家境比较优越的人，以四川、湖南、河北人最多。
法国是近代民主、共和与社会革命思潮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同时存在自由主义、议会政治、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多种道路。马克思长期生活于西欧，俄国十月革命又使社会主义革命由理论变成现实政治。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等人在欧洲接触这些思潮后，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这种选择并非完全出于无知，而具有相当明确的思想自觉。
人生就是不断地选择，我们选择怎样的道路，往往就会走出怎样的人生。中国这一批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没有把主要希望寄托于当时欧洲正在实践的议会选举、多党政治和渐进改良，而更多地选择了阶级斗争、革命组织与夺取政权的道路。作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关键而值得反复追问的一次选择。
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废除在华特权和一切密约。11月19日，列宁接见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和华工联合会的工作。
11月22日，外蒙古取消自治。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公布外蒙政府、王公喇嘛的联合请愿呈文，正式发表外蒙古王公已决定取消自治的消息。8月14日，外蒙王公在库伦召开会议，决心取消自治，服从中央，随即向中国驻库伦代表陈毅转达了这一决定。
1920年3月26日，苏俄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正式收到苏俄发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言》称：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缔结的一切密约；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别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拒绝接受庚子赔款；废除一切特权。并建议中国政府立即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关系。
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同北方的李大钊相约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8月，列宁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考察东方革命运动情况。8月至次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均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对。11月2日，列宁接见北京政府派赴苏俄的专使张斯麟。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
评注：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人共产主义激进分子鼓动革命浪潮，得到孙中山的肯定。他们所谓“启蒙”“救亡”的爱国热情，压倒了胡适等尊重传统文化的微弱声浪，导致共产分子走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前台。
五四运动以后的半年内，全国涌现出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许多旧杂志也改为白话文，介绍西方思想和艺术。各种社团组织纷纷建立。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反传统思潮，加速社会基础的分化。
孙中山在广州大学演讲民生主义时批评马克思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孙中山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
蒋介石说：“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文化革命推进到新阶段；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评说：天下大势，人心所造，应时而变。《共产党宣言》开篇即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幽灵”形容一种正在形成的政治力量；二十世纪以后，这一思想经俄国传入中国，并同中国的民族危机、社会矛盾和青年激进主义结合，最终成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作者对其历史后果持严厉批判态度。
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置于理解历史的重要位置，并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也公开讨论家庭、财产、宗教、道德和政治制度在革命中的变化。对这些主张如何理解，历来存在巨大争论。作者认为，当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被提升为政治正当性的核心来源时，个人权利、家庭伦理、宗教信仰和社会自治都可能受到强烈冲击。
《共产党宣言》还明确宣称，共产党人支持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公开表示其目的只有通过对旧制度的根本变革才能实现。这些文字说明，早期共产主义从来不是单纯的慈善理想，而是一套具有明确革命目标、组织要求和权力观念的政治学说。
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中国思想界从文化启蒙迅速进入政治道路之争。毛泽东后来在诗中写“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作者认为，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真正需要追问的正是：救亡的热情为何会与革命暴力结合，理想主义又为何会在权力实践中产生另一种结果。
五、共产国际进入中国与建党准备
1919年12月，北京民国政府发表1919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数为427,679,214人。1920年发布台湾地区普查总人口为3,654,388人。
1920年春，杨明斋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人领着俄国人来北京面见李大钊。
杨明斋本是山东平度县农民，十九岁（1901年春）被迫闯关东后进入海参崴谋生。1908年在西伯利亚做工人期间，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1917年，在苏俄临时政府外交机关当职员，十月革命前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被保送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他被派回到日本占领下的海参崴，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身份从事秘密活动。
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中国了解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南亚书记处。杨明斋作为维金斯基的翻译兼助手一同来华。到达北京后，通过苏俄驻中国大使馆的关系，找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的李大钊。双方在北京多次会谈，取得了建党的共识。
5月，经李大钊介绍，杨明斋陪同维金斯基转往上海，与陈独秀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交流，并取得了共识。他们还参与了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等20余人。8月，杨明斋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
1919年，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长期受到赞成者与批评者的激烈争论。陈独秀个人生活在当时亦颇受非议，北大内部有人以“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批评他。至于后来流传的一些更具戏剧性的私德传闻，史料来源复杂，正式出版时宜另作核证。五四期间，陈独秀于6月12日因散发传单被捕，辞去教授职位，出狱后不久离开北京赴上海居住。
为了方便开展活动，杨明斋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租赁了一幢二层楼房。7月，杨明斋在此开办中俄通讯社。8月，他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22日，杨明斋和俞秀松受陈独秀与发起组的委托，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为了培养青年干部，杨明斋成立了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中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都设立在这里。上海外国语学社于1920年9月30日开始招生。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都在这里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杨明斋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人经海参崴赴苏联勤工俭学。
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中称准备组建的政党为社会党。同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并且首先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对此他在考察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欧洲各国共产党后提出具体的建党步骤。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与在北京的李大钊也通过信函讨论党组织名称问题，最后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政党的名称。
大家一致的共识是，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蔡和森说：“马克思的惟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思想”，“惟物史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他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十分赞同蔡和森的主张，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阶级斗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毛泽东虽然没有出洋留学，但是他是马列成绩最好的留学生。
1921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以及其他留法同学的信中说：“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后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位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
蔡和森告诉毛泽东，中国要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条件、步骤来建设党。共产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对于党员的条件，认为必须“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党员必须联系群众，应分布于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可以说，蔡和森是毛泽东真正的马列老师。
作为湖南老乡，蔡和森和毛泽东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有很深入的交流。蔡在信中还分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组织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同时还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这些为党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蔡和森为建党而进行的理论探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他提出的观点，毛泽东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陈独秀也十分重视这些观点，认为蔡和森“所说的问题甚大”。
六、为什么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
评注：二十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革命试验的重要土壤？这既与国家危机、军阀政治、社会不平等和知识界的救亡焦虑有关，也同五四以后传统权威迅速松动、青年追求彻底变革有关。若把原因简单归结为某种固定的“民族性”，容易把复杂历史说得过于轻易；但文化心理与社会习惯仍可作为观察因素之一。
在中共的历史书中，清朝是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清朝末年国家“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事实上，清朝总体来说，仍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朝人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最高，乾隆时期达到三亿。其国内生产毛额（GDP）总量在世界所占的比例在中国近三千年历史上也是最高的，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按照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820年清朝GDP总量为2286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2.9%，仍是世界第一，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高于西欧国家人均的427美元，而且藏富于民，不是个贫穷国家。
民国时期，历届政府都推行了教授高薪制度。 1917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将国立大学教员分为4等。 其中，正教授月薪300～400元，本科教授月薪180～280元，助教月薪50～120元。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月薪600银元；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银元；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胡适，月薪300银元；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周作人，月薪240银元；徐志摩当时在上海同时兼着三个大学的教授，还平时做一些兼职，如翻译、写评论、发小说等月平均收入约600银元。普通教授一年的工资就可以买一栋很好的房子。1919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合买新街口八道湾11号宅院，是三进大四合院，花费了4000银元。
林语堂从美国和德国留学后，于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同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这时，他开始用英文写作《吾国吾民》，谈到中国人的性格，引起了西方人广泛的兴趣。
林语堂说，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华民族，并试着描绘其民族性，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点：稳健、单纯、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耽于声色。总的来讲，这些都是能让任何国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品质。我没有将“诚实”包括在内，因为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诚实的。中国商人的所谓诚实只不过是用土办法做生意的副产品，是占主要地位的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产物，如果把他放到一个沿海城市，他就会大大失去那种纯朴的诚实，变得与华尔街的股票买卖经纪人那样不诚实。以上这些特点，某些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恶习，另一些则是中性的。这些特点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
林语堂没有把“诚实”单列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作者对此颇有感触。中国社会长期存在“老实人吃亏”的世俗经验，也存在重关系、重机变而轻规则的另一面；但这些现象不能简单归结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本性。民主自由社会尤其依赖诚实、契约、守法和对公共规则的信任，这一点值得从历史经验中反思。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追求，但价值理想同现实生活之间始终存在距离。一个社会如果只在口头上尊崇仁义，而在利益和权力面前缺乏制度约束，传统美德就很容易停留在象征层面。相反，对权力的顺从、对强者的依附，也可能在长期政治环境中形成稳定习惯。
1920年7月，上海美专延聘裸体女模特陈晓君，成了爆炸性新闻。此时，“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虽然著名画家刘海粟因裸体画被批“禽兽不如”，但一股崇西方之风已经扑面而来，谁也阻挡不了。到了1921年，中国大城市全部开放女禁了，上海尤领风气之先。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不但开设西洋画班，还真正进入了男女同学时期。美专的女生们与男生一起旅行写生，一起画男女裸体模特，其社会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几千年的道统再也束缚不住国人求变的性格了。
1921年，鲁迅的《阿Q正传》以“巴人”的署名连载，该小说极大地震动中国文坛。阿Q的形象和性格正是无数愚昧国人的样板子。但是，不管清末民初国人如何愚昧，当时的中国人还是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
应该说，这种思想开放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性也有关系。中国社会南北东西差异极大，所谓“民族性”从来不是单一的。胡适追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明确反对共产主义，却又主张思想自由和实验精神；他也曾肯定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的某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投身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一批青年都具有强烈的救亡意识和行动性，只是他们后来选择的政治道路不同。正是在这种开放、激进与国家危机并存的土壤中，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迅速传播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党员和代表总体非常年轻。45岁的何叔衡在一大代表中已经属于年长者。青年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较快，也更愿意投入高风险的政治行动；这使青年成为早期革命组织最重要的人力来源。这种年龄结构既带来理想主义、行动力与牺牲精神，也可能带来经验不足、政治激进和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简单化理解。
人之初，性情本有善恶交杂的一面。人在和平生活中未必显露的性格，一旦进入残酷斗争，就可能被放大。无论参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许多人最初都有救国、求变的愿望；但制度和组织会塑造人的行为。作者认为，当政治长期以敌我划分、阶级斗争和暴力夺权为主要逻辑时，人性中残酷的一面更容易被制度化。而在民主选举、法治和尊重个人尊严的制度中，权力至少受到更多公开约束。
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人代表在渔阳里六号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杨明斋和陈独秀受邀参加并被聘为荣誉会员。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工人们要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杨明斋参与创办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秋天，杨明斋还回家乡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谈，推动了济南共产党小组的建立。
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李大钊担任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先后加入。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否要在中华民国政坛从事政治改革之论点有所差异，但两人都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开创性的革命行动，它预示著许多被压迫的国家即将进入新的时代。
1920年秋季，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施存统为负责人。同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七、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思想变化
评注：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乳名“石三伢子”。父亲毛贻昌，原为贫农，曾因负债被迫在湘军当兵多年；善于经营，由贫农变为中农，后又贩卖稻谷，成为富农；他性情暴躁，对子女严厉。母亲叫文素勤，俗称文七妹，不识字，心地善良，慷慨厚道，虔诚信佛，吃观音斋。
毛泽东幼年大部分时间在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度过；外祖父家四世同堂，务农为业，生活富裕；毛泽东同表兄弟生活，6岁开始作些田间零星劳动。
8岁时，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冲的私塾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先后有6个老师教过他《四书五经》等，培养了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兴趣。
10岁这年，毛泽东因为逃学不敢回家，又害怕父亲责打他，便往湘潭县城跑，跑了三天，才跑出8里路，就被家人找到带回。13岁时，毛贻昌在饭桌上骂毛泽东懒惰无用，两人当着客人吵了起来，随后毛泽东离家出走，毛泽东到一池塘边寻死威胁父亲。
14岁时，老师李漱清送给毛泽东一本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支那瓜分之命运》，书中提到“呜呼！中国其将亡矣！”16岁，在东山小学，有留学日本归来的教员，他经常和毛泽东谈起大日本帝国的革新。同年，父母安排毛泽东娶了比他大四岁的远房堂姑之女罗一秀。
1911年春，毛泽东经老师介绍，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在校期间，他读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还有黄花岗起义的新闻。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去武汉加入革命军，但后来改变主意，就近加入了长沙的湖南新军，当了半年的兵。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毛泽东只读了6个月就退学了，但他定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广泛涉猎欧美的文史地理知识，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1913年春，毛泽东开始认真思索前程，认为最适合于教书，同时因父亲不同意他自修，拒绝供给费用，生活十分困难，于是考入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之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他在师范留下笔记，勉励自己“修身、奋斗、朝气”。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了5年书，他结识了老师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和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罗章龙、李立三等同学。1915年当他看了《明耻篇》以后，义愤填胸，挥笔在书上写道：“五月七日，国民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
杨昌济推荐毛泽东看胡林翼（字润芝）的《胡文忠公全集》，毛泽东阅读后改字“学润”，经杨昌济建议改字“润芝”，也写作“润之”。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经常爬岳麓山，在湘江游泳。他写了一副对联“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来表达自己的志向。1917年，毛泽东受到陈独秀《新青年》的影响，和蔡和森、萧子升等成立了“新民学会”。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8月15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之青年离长沙去北京。送别留法同学时，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9月2日，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写的信说：“会友张田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璋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经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
10月，经已经调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月薪8块银元。此时，毛泽东开始追求杨昌济女儿杨开慧。
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中途经过曲阜，瞻仰了孔子故里，并且登了泰山。到了浦口后，毛泽东身无分文，而且鞋子被盗，幸亏一个湖南的老乡借钱给他，才到达上海，4月6日回到长沙。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联系新民学会会员交换看法，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毛泽东此时认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毛泽东在《新湖南》发表文章鼓吹改革。他在《湘江评论》创刊时鼓励罢工，要用“打倒”的方法对付强权；他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又说：“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关于成立女子革命军，毛泽东说：“或问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什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竖那招摇畏风的髻？女子腰间偏要紧缚娜拖泥带水的裙？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弊？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毛泽东还写“湘江杂评”说：“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雷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雷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的下面建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三十余万的住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他。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1920年1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写信给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写给湖南的同学“谆元”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及至十小时）；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4、劳动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毛泽东说他要办的自修大学有别于传统的书院和学校，是平民主义的大学，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
1920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聘请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9月13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主张中国应该像其他帝国一样解体为至少二十七个国家，毛泽东认为数千年来的中国都缺乏基础，因此必须打破统一的框架与巨响。“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什么理由呢？”毛泽东说：“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毛泽东号召说：“湖南人呵，我们的使命实在重大，我们的机会实在佳胜，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士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湖南人呵！我们应该一齐努力！”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旅居法国之向警予：“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音绝少……多数人莫明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异……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同学“荣熙”的信中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种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织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
这年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结婚地址是一师附小主事室，证婚人是楚怡校长陈润霖，主婚人是一师校长易培基；而他的父亲毛贻昌因为伤寒逝世。
1921年6月，毛泽东结束了短暂的附小岁月，奔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八、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与中共一大
1921年春季陈独秀联合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先后由陈独秀和谭平山担任书记。同一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以张申府为负责人。
当时，除了主要城市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外，各地还发行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包括上海发行的《劳动界》、北京发行的《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发行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发行的《劳动者》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以此为基础积极深入工人群众，进而举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
1921年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后，杨明斋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遣到达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杨明斋与张太雷一起，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筹建工作。6月，与张太雷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袁世凯1916年6月去世后，中国社会局势持续动荡，军阀割据延续了十三年。北洋军阀分裂成以河北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安徽段祺瑞为首的皖系。1920年7月14日至23日，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在东北张作霖奉系的配合下打败了皖系。自此，直系和奉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设立东三省航空处，正式开始组建东北空军。1921年1月，北京政府下令查禁各地苏俄共产党宣传机构。
晋系军阀以山西为根据地，由阎锡山于辛亥革命之际创立，曾因拥戴袁世凯洪宪称帝，和当时的北洋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唐继尧、龙云、蔡锷为首的滇军集团，占有云南、贵州两省。川军内部的派系繁杂，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湘等人各据一方，其中势力较大者为刘湘。
袁世凯死后，两广宣布独立，两广割据成为南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1916年至1920年，粤系由当地军政人物领导的军政集团主政广东。1920年，孙中山指挥驻于闽南漳州的粤军陈炯明、许崇智等部，进攻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双方激战至1921年6月，因驻广州之魏邦平、李福林两军倒戈，致使桂军失败，全部退回广西。1921年，旧桂系投靠北洋军阀，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旧桂系再败，陈炯明粤军攻入广西，瓦解了旧桂系政权。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开始崛起。
1921年4月7日，广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实权在陈炯明手上。
1921年6月，第三国际派遣马林等人前往上海协调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
马林是一位体格强健、雄辩自傲的荷兰人，演讲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是个坚定的共产斗士，深受列宁赏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
马林曾经前往荷属东印度和印尼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4月20日，马林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赴中华民国的签证时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荷兰警方向各国警方通报，各国警方均密切关注其动向。5月7日，马林以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社记者身份，从亚丁登上阿奎利亚号客轮，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皆受严密监视和检查。6月3日，马林抵达上海，到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登记，化名安德莱森。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方均已提前获知共产党要在上海开会的消息，对马林实施监视。
包惠僧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之后时常跟陈独秀会谈建党事宜。陈独秀说：“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后来，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资助要求，并且具体确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 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
关于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及其驻外人员的资助方式，原稿还记录了通过银行汇款以及以贵重物品替代现金等说法。这些细节涉及具体档案与回忆材料，正式出版前应逐项核证；本章保留其基本问题意识，即早期中共的组织活动确实与共产国际的财政和组织支持存在密切关系。
6月，李达所主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团队展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发给每位参会代表一百元路费。
全国各地加上日本小组，共有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12名代表出席大会。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会议，但是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会议。
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担任南方政府广东省教育厅长，不适合出席会议。李大钊在北京被打住院。而北京大学哲学系刘仁静后来回忆说，由于对中共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参加会议。当时在法国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由于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也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会议。45岁的何叔衡因为年纪偏大，被几位主要代表认为是“老夫子”不适合出席，在开会之前返回长沙。
7月23日晚，会议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
这一幢名叫李公馆的石库门房屋，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由108号和106号两栋房屋打通而成，他的弟弟李汉俊住在106号楼上。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发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命案，法租界巡捕房到处搜寻凶手。早已监视马林行踪的法租界华人探长程子卿发现周公馆有人正在用外语发言，遂闯入会场探查。只见一名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从后门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那人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说：“这儿哪有社联? 哪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后退出去。马林警觉起来，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程子卿返回霞飞路葛罗路口捕房汇报，派遣巡捕前来搜查。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周公馆。陈公博在发生该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写道：“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陈公博后来补充说，“他们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法籍警官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后，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
这次搜查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会议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部分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西湖开会。在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下，前往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会议，由她提前在嘉兴安排会议事务。
8月2日，王会悟与部分代表等先行乘火车抵达嘉兴。她为会议在烟雨楼前预租了一艘丝网船。次日，其余代表乘火车抵达嘉兴，由王会悟接站、登船。他们佯装成游湖的客人，在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马林、尼克尔斯基以及李汉俊、陈公博未前往南湖参加闭幕会议。
8月3日上午阴雨，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晚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共产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共官方说，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九、杨明斋的结局与建党后的历史反讽
评注：李大钊曾评价杨明斋“万里拓荒，一身是胆。”杨明斋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之一，更是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人物。
中共一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通过了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杨明斋没有见证这一切的发生。
1922年7月，杨明斋参加中共二大，后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后来杨与陈独秀因国共合作问题产生分歧，杨反对国共合作，于是离开广州，到上海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假利券》，再到北京居住，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
1925年夏，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杨明斋在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10月，杨明斋受共产党委托，在上海负责接收和选送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并亲自率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人前往苏联。之后杨明斋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此时莫斯科中山大学拉狄克校长被撤职，亲斯大林的米夫担任校长，杨明斋与之产生分歧，于是提出回国。
离国多时的杨明斋已经被边缘化了。他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审查了他的履历，指派他到天津去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工作。他先是居住在北平一个只有一门一窗的狭窄屋子里，他在那里写作5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后来，他后被安排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完成了全部18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但是没有人重视他的粗劣作品。杨明斋象一头歇驴，此后失去联络，再未见诸中共档案。
实际上，杨明斋辞去教职后偷偷进入西伯利亚，想东山再起，准备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陈独秀及中国革命的情况，但被苏联政府逮捕。1931年，杨明斋以叛逃者身份被流放到托木斯克当勤杂工。流放期间，他仍不死心，曾写信给张国焘请求帮助，但张国焘此时已经离开苏联。当时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等人没有理会过他，只有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的师哲看望过他。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在工人出版社任职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
1938年2月，杨明斋再次被捕，5月26日被处决。一个曾经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长期信奉革命理想的人，最终死于苏联政治清洗。作者原稿对此极为感慨，认为杨明斋个人命运本身就是二十世纪革命史的一则悲剧注脚。正是：
青年不更事，误入革命途。闯关东，征途跋涉，不知身是客；虽有坚胆，飘零杨柳风。莫斯科，异乡都，郊外长夜风声哭。八千里，征途路，多少华夏儿郎敢赴死。梦里明明求善果，踏遍青山，一片空无。山东老母，泪眼望穿，吃斋念佛等汝归。我儿啊！一生辛苦，换来孤坟草亦枯。
杨明斋的付出，参与促成了中共建党；后来他长期被边缘化，最终又死于苏联政治清洗。历史没有必要把这种反讽隐藏起来。性格鲜明、思想叛逆的陈独秀成为中共第一任中央最高负责人，后来却被开除党籍；李大钊则在1927年被北京政府逮捕并处以绞刑。早期革命者的命运很少按照他们最初想象的方向发展。历史之吊诡，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