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大陆

第一章 新大陆的音乐会与文化温差
温哥华夏季的落日长得有些不真实。晚上八点半，阳光依然在大地上拖出长长的、暗金色的尾巴。
林克站在阳台上，极尽目力向南远眺。女儿家在一个高地上，顺着眼前那条丝滑的长坡，几公里外是菲沙河边的低地。空气太清透了，清透得有些刺目，视线里没有国内习惯了的、那层由烟火气和工业尘埃交织成的灰色幕布，这反而让习惯了含混的眼睛一时间有些无所适从。
他从兜里摸出烟，抽出一根点上。这还是女儿给争取的权利——此前公寓楼里曾投票决定住户能不能在家里吸烟，女儿想到父亲要来，投了反对票。
吸烟算是一个恶习吗？而且是在自己家里啊！这就是严谨到刻板而且似乎侵犯个体边界的加拿大人吗？以前只知道德国人如此，但也没有不让在自己家里吸烟吧。从广州飞来，憋了十几个小时的烟瘾，出了机场，先在路边来上一颗。女儿来接他，很理解地在一旁静候。没办法，大半辈子从事脑力劳动，烟酒茶都是支撑物，不仅仅是那颗一天也不敢偷懒的心。对林克的疑问，女儿说了她知道的一个原则：有顶的地儿不吸烟，无顶的地儿不喝酒——后者一个具体的地点是海滩。林克理解是在那儿喝了酒会乱丢酒瓶，不会是喝高了跳海吧？
“爸，该去散步了。”女儿在客厅里喊他。
住下几天了，女儿每天去上班，怕他在家不活动，特意立了这规矩——每天下班后陪他去散步，周末才一起出去观光。
下坡的路好走。几千步后，眼前出现意外的场景——大片的农地在眼前骤然铺开，远方则是更大片的森林。在农地靠近森林的边缘，有几栋精巧的“独立屋”错落其间。所谓独立屋，便是中国说的别墅，加拿大英文“house”——房子，他们就这么轻巧地称着这应该是农地主人的住宅。
与中国的农村还是不一样。林克这么想着时，看见一个亚裔老头，从地里抱来水灵灵的青菜，进到简易的木棚里，弯着腰在水池里淘洗——这又跟中国差不多了。
去年女儿告诉他，房子买在大温哥华区域局所在的本那比，该市紧邻着温哥华市。所谓“大温区域局”，即含温哥华市在内的大约十几个市镇的公共事业管理机构，负责需要通盘设计建设的交通、水电之类。可以理解为“大广州”，但广州再大，只是一个行政单位，下面再多的区、县、市，都属广州。本那比是独立市，跟温哥华市平起平坐，只是公共事业统筹于“大温区域局”，地理位置亦处在大温哥华的中心。
“这就是大温哥华的中心？”林克停下脚步，吐出一口烟，有些疑惑地问。在中国，政府大院方圆几公里十几公里内，哪怕是一寸土地也早该被写进某任书记的五年规划，盖满了写字楼和住宅楼。
“这就是中心，爸。”女儿笑起来，“本那比的农地和公园比例，在全北美都是数一数二的。”
林克没说话，心里的算盘却习惯性地拨弄起来。他在微信上跟国内的老友晒过大温的地图，说女儿买的房所在，既是行政中心，又是地理中心。“三面环海，两江穿流”，老友先是赞叹风水，再给了个评价：这是相当于中国广州的加拿大第三城。值此2015年，这儿的房价每平方米合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广州同样的位置价格已过两万了。一个发达国家的大都会中心，居然只有这个价格，他甚至一度以为是女儿为了安慰他这个收入不高的大学教授而吹的牛。女儿总是拒绝父亲的金援，总说挣得够过了，而且还有余。父亲则总担心女儿一个人在外闯荡不容易，其他帮不上忙，至少经济支持下。
中外看官别骂我，此后几年，无论温哥华还是广州，房价一路走高。前者涨得似乎理智点儿，后者类似的地段则从两万飞到七万了。好在近两年（2025前后），前者止涨回调，后者则在大疫后拦腰断舍离。
这几天逛下来，账本在林克心里越盘越清。女儿年薪不到五万加币，交完税和各种复杂的保险，到手三万多。可算算吃穿住行，一个月两千块够了，居然还能存下一千。去趟华人菜场，蔬菜水果也就一两元加币一磅（近一斤），标价的数字和国内超市差不多，只是加币与人民币的汇率在1:5上下。
前天女儿带他去听在湖边举办的露天音乐会。几千个坐在大草坪上的市民，享受着温哥华管弦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田园》和老柴的《1812序曲》，当然还有一些流行通俗的，只是他叫不上名称，好像有《星球大战》主题曲吧。草坪边上，一排有十余间的移动方便处、好几处自动饮水机，很多穿着统一服装、神情松弛的年轻志愿者。没有什么仪式，没有领导讲话，乐团指挥上来说，咱这个免费的音乐会，是第二十七年了。
“爸，那是本那比市政府。”听完音乐会，女儿指着湖边不远处的一栋灰色建筑。
他们走过去。那是一座建于1956年的四层楼房，像国内常见的六七十年代的建筑——灰色粗糙的水泥外墙，没有一丝装饰，更遑论什么宏伟的台阶或浮雕。
大楼前的空地上摆着几张漆面剥落的木桌椅，三个年轻人正围坐在那儿吃着汉堡。楼侧停着几辆车，旁边有两块小小的标牌，分别写着“市长”、“议员”。
市长的车位上是一辆暗灰色的韩国起亚SUV，上面落了些树叶，显得有些灰头土脸。林克呆住了，立在车前久久不动。
“怎么了，爸？”女儿好奇地问。
“这车……”林克失笑，摇了摇头，“跟我在中国的是一个牌子，连排量都一样，2.0。”
站在起亚车前，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为了让自己平稳过渡到海外旅居生活，避免所谓“文化休克”，他尽量做了一些准备，比如在维基百科上查过这辆车的主人——高力勤市长，连选连任了三届，妻子是现任的省议员。在林克的认知里，中国的市长，无论大小，都是一方霸主，出入甚至有警车开道，有权大兴土木往南或往北再扩几个新区，好把前任的“政绩”彻底盖过去。
可这位连任了十几年的大市长，就坐在这栋六十年没变过的、又老又破的水泥楼里，开着一辆和中国普通中产一样的车。旁边的志愿者纪念碑上，字迹斑驳，无声地昭示着这个政府的许多日常工作，还要靠街坊邻居来当义工维持。
眼眶微微有些发酸，温哥华傍晚的阳光还是让他不适应。他想起了老华。
那是1990年代曾与他共事于北京一家音像出版公司的“神人”——文革初始，因为给毛泽东写信说江青是坏人，老华十八岁坐了牢。可能念其年幼无知吧，几年后出来，但腿落了瘸。认识他是因为他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音乐编辑，和吹小号的崔健一起捣鼓了半年，包括把吉他与古筝揉在一块，做出了那个年代人尽皆知的专辑，于是便把他从所在的旅游音像出版社挖了过来。
1995年，老华去了一趟美国。回来后憋了半天，只对林克吐出一句话：“美国的月亮，看上去是比中国的圆！”
1996年，老华开始想移民。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说，下回来，带盒《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吧。
1997年，老华办下了技术移民。临走前几天，死在了一个通宵忙碌后的凌晨。警察说死亡现场，夏利车的门开着，心脏急救药丸洒了一地。
天色终于暗了下来。晚风穿过湖边的红松林，飘来一阵带着潮气的泥土清香。
林克跟着女儿开始往高坡上走。他的步履很慢，在长长的坡道上，每一步都踩得吃力。他知道，自己大半生在“工农商学兵”的集体熔炉里被铸造出来的、对权力、对宏大叙事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直觉，正在这栋灰色水泥楼和一辆韩国起亚车面前，碎裂了。
这不是裂变，这是属于他的“自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插部 初到温哥华
【插部选编自小说的游记母本《认知北美》，可以作为小说的补充，当然也是小说的有机构成。其间微有重复之处，既是连贯上下文之需，也有强调作用吧。】
粗略的认知，温哥华是一个濒太平洋城市。其实不然。直接面向太平洋的，是隔海相望的温哥华岛。虽然都以当年的探险家温哥华命名，但不是一回事。两地只是临近，同一个省，不同行政区。该岛形状狭长，略似台湾，南北比台湾长几十公里，东西则窄一些，整个面积也稍小一些，3万1千平方公里（台湾3万6千平方公里）。1903年，梁启超抵达北美，第一站即此，在其《新大陆游记》曾记，“舟入加拿大属温哥华岛之海口。两岸青山，如送如迎，左英属，右美属，山皆秀丽，灌木如莽”，说的即以该岛为界，北属加拿大，南属美利坚。就是这么个狭长的岛，为温哥华城挡住了太平洋风风雨雨的直接侵袭。此类屏风式效应，大小不论，很多福地都有。曾去过不止一次的孙中山出生地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地处珠江出海口西岸，村前一行小山，亦为其挡住了南海来的风雨。地形之妙，风水先生必赞。相形之下，毛泽东出生的韶山冲，感觉则相当闭塞，家门冲着的方向是块山间盆地，门前一个小水塘子。蒋介石的溪口，门前一条不算太小的河，感觉稍开朗一些，但也不可比之翠亨村。老了，被中国文化洗脑，看官见笑，不好意思，都去过。
现在说到温哥华，往往是指一个区域，即“大温哥华都会区”。这种大都会区，在北美及欧洲比比皆是，一般由原来大城市周边的市镇发展而成。从地理位置看，这些城市可以理解为中国大城市里的区，但其实不同，中国城市的区受市的领导，大温哥华地区的各个城市乃至一些镇甚至村，都是独立自治的。羊大为美，近年来中国人也把自己所在地说成大什么的，但再大还是一个市，并没有西方大都会区构成的意思。听说北京在构思建设一些大都会区大湾区什么的，依葫芦画瓢，其实并无意义，道理很简单，人家是合众为大。
和美国一样，首都、省会（美国为州府）一般不是该国、该省（州）最大的城市。加拿大首都在渥太华，该国最大的城市是多伦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简称B.C. 老华人写成“卑诗”）省会在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市，该省最大的城市是温哥华，全国为第三。
大温哥华地区，共有21个大小不等的市、镇或村，面积2800多平方公里，人口210多万（2006年），比“大广州”小太多（面积74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00多万）。管理协调这些市镇共用资源以及应付共同问题的行政机关称“大温哥华区域局”，其办公地点不在温哥华市而在面积和人口只能排老三老四的本那比市。
中国大陆为行政中心过于庞大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苦恼到无可奈何。比如多年传说要迁都，现在则准备迁市。据说北京市先是不干，老大生气了说，你不迁我迁，这才把北京市吓住。其实，迁都不如分权，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大，掌握的资源太多，分权之后就不会总是“跑部钱进”了。当然，底下政府也一样，要分权或削权。只是做不到，涉及制度-统治，中央集权-极权。
北京市政府应该是要迁到北京原来的郊区通县，老北京留给中央政府，说明中央权力很大，只是给人以大欺小的感觉。这在联邦制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事。中国地方各级政府，唯中央马首是瞻，只有北京、上海，偶有坐大感。毛泽东曾批评北京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上海先出了“四人帮”后又有“上海帮”。我在北京生活过10年，一时不记得北京市政府衙门在哪条街，是否说明该政府已经够低调了？广州、深圳虽没有成为独立王国，但天高皇帝远，或为一方乐土，也是中央紧张的对象。幸亏如今通讯便捷，飞机太快。
曾经有段时间，可能是官员们出洋考察了大都会区，回来想着山寨一把。比如我所长居的广州，搞“广佛同城”，广州佛山之间的车辆来往不用交进城费了，广州的地铁线延长到佛山。除此而外，广州就是广州，佛山还是佛山，户籍决定平民百姓的一切。
“简政放权”以及取消户籍，提了几十年了，至今有多少改变呢？当初我们热望各种改革，却都忘了关键的一点：制度。至今有人洗地，说不能动不动就说制度问题。好吧，那就不说，说说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可以吧——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建立在如下认知基础上：人民是需要严格管制的。
很多人赞同，认为这是中国国情，因为民众的素质太低。只是忘记了，一个人长期被管制，就成了奴隶。奴隶同样能创造辉煌——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青铜器——只是因为人更喜欢私有财产，于是统治者做些让步，平时让你持有，需要时必须奉献，就成了皇权社会。而人在内心深处，仍是希望自由与平等的，所以终究要变革，于是开始实验资本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看到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很辛苦，于是设计出个共产主义，列宁及其信徒则借此回到了极权制或奴隶制的老路上。
抵达温哥华的第一周，除了在所居的本那比市中心购物，还到人口第二多的素里市办证件，到华人最多的列治文市渔人码头游玩，到温哥华市里的一家会所晚餐，可以说是从大温哥华地区的地理和行政中心分别向西、向南以及西南，单程各去了二三十公里。最强的感受是：高楼极少，整个大都会区是由普通民众的主要居屋——各式各样的别墅构成的。所谓别墅，为中国大陆说法，当地华人则称独立屋（House，独栋别墅）和城市屋（Townhouse，即大陆所说的联排别墅）。
常听出国旅游回来的人说，发达国家的高楼和高速公路比咱北上广深地区差远了。没有听到谁说差别在民居。可能是因为没法说，不能比。加拿大国土面积略大于中国，人口却只有3千多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陆地面积9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40万——广东省陆地面积不到18万平方公里，人口却过亿了。咋整？
为了降低公共资源成本，使交通、水电也包括媒体以及商业相对发挥效能，加拿大必须大都会化、城市化。比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会维多利亚市只有33万人，其他城市一般几万到十几万人，而大温哥华地区人口占了全省一半，就容易搞建设。该地区有两条地铁线，别的城市都没有。
中国则未必。典型如上海，两千多万人，全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3,775人，而大温哥华地区只有800人。如果把上海的区当成大温哥华地区的市，虹口、黄埔、静安、卢湾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都在3万人以上，而大温哥华地区人口最多的温哥华市每平方公里只有5千多人。不过日本呢，其人口密度又大于中国，莫非要走日本道路？
中国大陆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多少属于食洋不化的举动。西方人少，城市化能集中人口，相对降低公用事业与商业运营成本。中国到处是人，现有城市已集中了大量人口，其实并无必要继续集中，能够把现有人口居住地的生活设施搞好就不错了。而搞好生活设施，需要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服务业。增加就业，城镇或城市化就在那儿了。不过最近我到贵州，发现中国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城市化的，其省会贵阳已发展到近千万人口，其他地级州市也在大搞房地产。那些从前在大山里分散生活的人，正在集中到城市去。中国的问题不在是否城市化，而在一刀切。北美今天还有很多小城镇，活得也很好。
看着整个大温哥华地区乃一别墅型大都会，只能感叹世道诡异。
本来，人口多寡是与粮食收获成正比的。加拿大国土的纬度，相当于中国东北与更北，因而大部分土地不产粮食。中国人口，便在天给的适合种粮的纬度上多起来。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人多好办事。果然好办事。从前，征发几十上百万民伕，修宫殿，做陵墓，建长城，挖运河，都不是个事儿；今天，电讯、移动、两桶油以及淘宝的销售额吓人。只是人口少到只有3千多万的加拿大，做发达国家已经很多年。
至今迷惑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是怎么从“四万万人民”发展成“6亿5千万”再到13亿的，仅仅半个世纪时间？其间三年自然灾害死多少人不论，城市居民每月粮食定量不足30斤，食油仅为2两，人口照样高速增长？
中国高楼大厦多，并不稀奇，不盖高楼安得如此多人栖身。高速公路高铁啥的也别骄傲，这么多人春节要回家，平时要出门。
国家财力巨大，倒是可以自傲的，只是与民众直接关系不大。高速公路高铁票价是否不算太贵？高楼大厦就有点儿买不起的感觉。还没到共产主义，这都可以理解。关键在收入与物价之比。
2011年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每个家庭年薪收入8万加元（在加拿大排名20之后），加元换算为人民币原来要乘以6，现在乘以5。出门购物，如果不换算，感觉物价挺便宜：蔬菜水果一到几元（加币）一磅（0.907斤），其他日用品标价数字也跟国内差不多。华人菜场不仅东西合适，价格更便宜一些。还可以光顾二手店，其物品价格换算成人民币像在国内一样。不要不好意思，门前停车场能见到奔驰宝马。中国喜欢的西方奢侈品（很多是他们的日用品）价格则必须换算，结果比国内便宜很多，买下感觉很赚。
有一个感觉尤待琢磨：大都市或中心城市相对其他地方收入较低，但物价相对平；华人多的地方收入似也较低，于是二手店多？顺便说一下，已经去了几回二手店，感觉很好，差点儿买件皮夹克，因为只有二三十加币。当然以后还要去看看奢侈品，捞一票。
衡量收入水准的方法，我自己有一个：平均多少日子能到餐馆不太心疼地吃一次饭。不含沙县小吃类或“三刀一斧”类。所谓三刀一斧，乃1990年代初北京对几家价格极贵的餐馆统称——刀斧磨得贼亮，宰客没有商量。刀为泛指，可能还会变化，斧乃实指“釜山餐厅”，临着今积水潭地铁站，不知现在价格还宰不宰。我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足的家庭，小时候，常年在外的父亲只要回家，都会带我去餐馆。那时的餐馆，客人寥寥无几，餐馆的菜，印象里大白菜都特别好吃。后来明白不过是用的油多。工作以后，父亲准我每一两周可以下一次馆子，他知道总吃食堂挺惨。可能因为祖上入过丐帮，基因决定以食为天，衣破烂点儿无碍。
在温哥华下馆子，西餐一般十几元（加币）一份，三明治或汉堡，配沙拉或浓汤。量比较大，我有半份够了。有人请去会所吃了一次龙虾为主菜的晚餐，每份四十几加币，配沙拉面包，要了一小瓶葡萄酒，东西没吃完，打包，很奢侈了。
1990年代初做生意时，曾经在北京一家叫“肥牛火锅海鲜酒家”叨陪末座，是著名的书画经营者“一得阁”以房产与香港老板合营的。据说除时任总书记和总理没去，其他领导人都光顾过，“顶配”每围1万5千元。问香港掌柜，何以贵到这个份上，答曰“冇计（没法子），仲系高来高去”。理解为海鲜都是当日空运来的。请饭的人说，澳洲的牛，每天要喝啤酒做按摩的。食客们没笑。

第二章 晨雾中的扫街人与二手夹克
温哥华清晨五点半，天还黑着。林克起床，其实他已在黑暗中胡思乱想了好几个钟。
还在倒时差，生物钟极其顽固，无奈。从不失眠，也几乎没有睡过头的事，只有一回半夜里梦见手机闹钟响了，因为太困，伸手按停后继续睡，结果惊吓而醒——以为误了上课——还是赶上了去新校区的校车。
轻手轻脚穿衣出门，没有惊动隔壁熟睡的女儿。
门外铺天盖地的是一层白茫茫的晨雾。这雾和广州春季那种带着黏星子、让人皮肤发痒的“回南天”感觉完全不同。它是凉的，甚至带着点松针和太平洋海水混合的咸冽，吸进肺里，激得人太阳穴微微一跳。
高坡上的街道空无一人，两侧的独立屋在浓雾里只露出暗红或深灰的屋顶轮廓。林克把双手插进兜里，闲闲地走着。
忽然，白雾里传来一阵极有节奏的“沙、沙”声。
林克放慢了脚步。距离他十几步远的一栋白色私宅门前，一个身影正在专注地扫着落叶。那是一个精瘦的老头，上身只穿了一件褪色的蓝衬衫，袖子高高挽起，露出的手臂上隐约一块青黑色的文身墨迹，在雾气里显得有些阴鸷。
林克想起女儿前两天的闲话——这一带住着不少早年从香港过来的老移民，里头藏龙卧虎，有的曾是那边黑帮里的“大佬”，金盆洗手后，在这大温的卫星城里买房隐居，过起了本地警察不知道来历的日子。为了让老爸相信，女儿还给他看了一部日本的片子《家庭主夫》，演的就是杀手回家做饭了。
似乎听到了脚步声，老头停下扫帚，转过身来。
那是一张被岁月和异国阳光雕刻过的脸，颧骨很高，眼神里透着一股在刀锋上滚过才有的冷光。就在他的目光和林克那双带着深度近视眼镜、典型中国读书人的眼睛撞在一起时，那股冷光诡异地散了。
老头没有说话，只是极其和气、甚至带着点温哥华本地人特有的常态，朝林克微微欠了欠身，点了点头。
“早晨。”老头吐出一句粤语，声音沙哑。
“早晨。”林克用他在广州生活了十年学会的蹩脚粤语回了一句。
老头笑了笑，没再搭腔，转过身去，继续用那把长柄扫帚“沙、沙”地扫着路边的枯叶。
林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在八九十年代的内地，这种手臂上有文身、眼神能杀人的角色，要么在录像厅的港片里砍人，要么在夜总会一掷千金。他转身往回走，在这个温哥华的清晨，身后那位疑似当年的“江湖大佬”，像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家庭主夫”，安安静静地在浓雾里，继续细致地清理着门前的几片落叶。
女儿有个“特异功能”，就是只要看了片子开头，便能说出以下剧情。百试不爽后，林克曾想过，当年没让她去考“中戏”编导专业，而是由她自作主张，读了营养学，可能真是埋没了一个大才。不过，无论何人，这种“命运的终局”，在北美的秩序里都会被抹得异常平整。不管你前半生在那个激荡的体制或江湖里爬了多高、捞了多少，到了这儿，你都得回归成一个对自己的草坪和落叶负责的普通“中产”。
太阳在七点半的时候彻底撕开了晨雾。
女儿上班去了。午休后，林克一个人去了所在Edmonds社区的一家大型二手店（Thrift Store）。在国内，买二手衣服，那真是落魄、寒碜的象征，教授一辈子的清高绝不允许他踏足半步，不过好像也没有那种地方。而在这个市长开起亚、大佬要扫街的地方，林克心里的那层文化防线，早已被晨昏散步时见到的景象解构得千疮百孔。
店堂很大，光线算不上明亮，却有一种旧物件特有的、让人安心的干爽气味。一排排衣架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旧衣服，产权关系早已在主人将它们捐或卖给慈善机构的割裂得清清楚楚。女儿说，所有二手店，都与慈善有关。
在一排皮衣架前，林克的目光落在一件深棕色的真皮夹克上。
皮质极好，轻薄但坚韧，只有领口和袖口处磨出了一些淡淡的白色髭边，那是原主人经年累月穿戴留下的痕迹。林克伸手翻了翻标签：15加币。
折合人民币不到一百块钱。在广州天河城的商场里，这样一件真皮夹克少说也得四五千。
他把夹克取下来，试着穿在身上。尺码竟然异常合适，肩膀处微微一沉，那种属于北美的粗犷与扎实瞬间包裹了他。他伸出手，习惯性地插进夹克的口袋。
手指在口袋的深处，触到了一个硬硬的卡片。
林克把它掏了出来。那是一张已经有些褪色的温哥华公交天车（SkyTrain）的旧车票，上面的打孔日期永远停留在2012年的某个冬日。车票背面，用圆珠笔工整地写着一个西人的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
林克捏着这张旧车票，在二手店略显嘈杂的货架间，陷入了一场无声的失神。
衣服的前主人是谁？是一个在市中心Downtown写字楼里按时上下班的白领，还是一个在菲沙河边造船厂里干了大半辈子的老技工？在2012年那个寒冷的冬日，穿着这件夹克，坐着天车，去见车票背面那个留下电话号码的人时，他心里想的是升职加薪，还是如何给女儿凑齐大学的学费？
如今，这位原主人或许已经搬去了阳光海岸的私人养老院，或许已经躺在了本那比山下的公墓。而他的夹克，连同他生命里的某一段微不足道的密码，就这么静静地挂在这里，等待着一个来自中国、带着满脑子“工农商学兵”经历记忆的退休教授把它买走。
“爸，挺精神的。”女儿下班回家，笑着赞他。
林克知道女儿赞的其实是他的独立出走能力。从家里步行到二手店，曲里拐弯，要走上大半个钟。
当着女儿面，他拉上那条沉重的黄铜拉链，金属咬合时发出的“咔哒”声，在异国的空气里显得异常清脆。他知道，当他把那张旧车票重新放回口袋、走向收银台时，他不仅是在买下一件御寒的衣物。
他是在用自己那具快要风干的中国文人躯壳，去试着和这个新世界的微观历史，发生一次最真实、最充满人味儿的精神缝合。
【看官不要以为扫街大佬和皮衣主人后面会有什么故事，契诃夫戏剧第一幕挂墙上的枪到最后一幕也不会响。人生只是多种可能与一种现实的交织，但如此而稍微丰富并有了些意义。】

插部 家住卫星城
【有读者感觉到了插部里的知识的枯燥，跳过不读就是。作者的想法是既然写了，不妨百科全书，一起读（写）有所获。】
大温哥华都会区，我理解是由卫星城构成的，贴近温哥华老城的有西温、北温、本那比、列治文等市，稍远（20公里外）有素里、新西敏、三角洲等市以及一些独立自治的小镇与村。
大约在1990年代，听说卫星城这个词，后来就看到中国城市不断扩大。这个市委书记上任，往北扩，下一任则往南。建设哪块地方，不能萧规曹随，否则政绩不显著。渐渐的，城市跟摊大饼似的变大，但只有一个中心，卫星就还是卫星。中国现代的一切，原版都来自西方，如果感觉拷贝过来后不太像，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前称之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西方城市化的进程，从卫星城起。不少卫星城大于强于老城区，大都会区就形成了。再发展是都市带，比如美国东部的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连成一线。温哥华，目前还是一个都会区。不过，如果往南与美国的西雅图都会区连成一线，也是都市带。受国界限制，但也说不准，美加两国意识形态一致，日后或可有跨国的都市带。国际化的目的是经济平衡互补，甚至环太平洋都可以是一个经贸区。世界大同，早有先贤之理想，实际行动，则取决于大致相同的意识形态。川普敢想，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本那比市在温哥华市的东面，乃大温哥华区域局（Metro Vancouver）机关所在。查维基百科“本那比”，该市“面积98.6平方公里，占整个大温哥华地区约4%，人口则达大温哥华地区的10%，223,218人，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63.5人（2011年）”，是大温哥华继温哥华市和素里市后的第三大城市。看地图，如果把东南只有15平方公里的新西敏市划入，形状很像一个盾牌，顶部（北面）是太平洋延伸进来的海湾，底部（南边）是在这儿打了个弯的菲沙河（Fraser，亦译弗雷泽河）。一面海，一面河，感觉绝佳。辖地内，有湖有溪，“地势由海平面一直到海拔370米，最高处位于本那比山上。地貌主要为小山、土坎、河谷和一个冲积平原，这些特点以及其地理位置都深深的影响着城市”。（以下直接引语，如未另加注，均出自中文维基百科）
记一下住过三次前后五年的女儿家的地址：本那比（Burnaby）市南边的Edmonds（埃德蒙顿）社区。免得自己一个人出门迷路回不了家。
本那比1892年开始成为一个地方行政管理的“区”，100年后（1992年）成为独立自治的“市”。地名出自欧洲裔移民罗伯特·本那比，纪念其于1859年探索此地。
“起初，本那比只是一个郊外农业地区，为邻近的市区提供农产品”。这邻近的市区，是靠海的温哥华市和靠河的新西敏市，后者是原来的省会。两市相距几十公里，本那比遂成为两市之间的运输走廊，“由一个典型的农村变成市郊的小市镇。随着大温哥华地区在二战后陆续扩张，本那比也迅速成长”，包括与北温和列治文一起成为温哥华市第一环卫星城市，“直至今日成为一个主要城市。但是本那比的公园、农地等面积比例仍然是北美各大都市中最高的一个。”
如此这般，或可谓宜居之地。
近年，每到一地，喜欢看地图，一是因为手机方便，二是早岁从军遗留的习惯吧。一向乐水，女儿带我去了市辖地内的两个湖。地图上，显著可见，分别为本那比湖与鹿湖。
两湖临近，都在本那比市辖地中央。本那比湖较大，水面似一弯月，一头临着大道，驾车方便，一头是辽阔的湿地，使人一时忘却身处都市。鹿湖则小而秀丽，其湖畔森林和草坪令人亲近。
本那比湖以市名而命，想是因其为辖地内最大之湖。在中国，此湖或可名“月牙”，风雅些吧。以人名命地名，乃西人习俗。中国连蒋介石毛泽东都没以其名命哪个地方。只有孙中山，后人把他家乡香山改为中山，曾经全盘西化的原因？到本那比北边的一个海滨公园玩，发现有条挺长的步道之名为前任市长，还立了块碑。中国的市长，要么循规蹈矩，闷声发大财，要么立个华表，僭越之心见于薄熙来的大连。
温哥华市中心的Gastown（盖斯镇，或译煤气镇），游客很多。看到一个塑像，纪念一位外号叫“Gassy Jack”的人。此人最早在此做了个酒吧，该地即以其名命了。据说当局曾拟以时任殖民地大臣固兰湖伯爵之名命，无人响应。看来以人命名也有讲究，并不依官职大小。看Gassy Jack塑像，模样就是个民间小人物，但酒吧是西人消遣胜地，今天也便于网红打卡。
至于鹿湖，为何不以人名命？我想可能因其小，后代会抗议何以小湖命咱先祖。可能当初那儿有一大群野鹿，而今不知何处去了，不日前有新闻说在温哥华市中心看见一只。动物跑进人居的事，在加拿大城市里似乎不能算新闻。
鹿湖虽小，却是本那比市政府各种文化艺术设施集中地，有艺术中心，画廊和工作坊，博物馆等。艺术中心里有剧场、展厅以及教习音乐、美术、陶艺等手工制作的场地，到处摆放着演出、展览和培训的招贴册页。指引上说每年夏季举行免费的露天管弦乐音乐会，场地是临湖的大草坪。
不久，在大草坪观赏了温哥华管弦乐团的演出。所谓公园里的交响乐，听众有几千人吧，乐团指挥说是第27年了。一个大型集会，各种设施齐全：一排十余间的方便处，几处自动饮水机，一个医疗急救站。许多志愿者在散发节目单，英文的，好在算是熟悉西方音乐，基本看懂，顺序如下：加拿大国歌，威廉斯《夺宝奇兵》《星球大战》配乐，小施特劳斯《蝙蝠序曲》，贝多芬《田园》第一乐章，威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之夏（演奏者Melody Ye Yuan，是个华裔小姑娘），斯美塔那《伏尔塔瓦河》，老柴《1812序曲》。于西方听众，应该都是通俗易懂的东西，于我，古典的耳熟能详。（后来看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出场音乐均为西方古典。）
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坊，都是老房子。看门前立的牌子上说明，均建于19世纪末，100多年来几易其主，或买或租，产权关系清清楚楚。现在的使用者或所有者应是市政府了——牌子上记着政府花了多少钱买。感觉立牌的目的不仅是介绍历来的所有权人，更在强调财产权之神圣。
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色十分鲜明。比如有人看了我拍的一些私宅照片，就提醒我不能靠得太近，担心加拿大跟美国一样，私人枪支多多。跟两家华人伙着去了一趟温哥华北边60公里外的阳光海岸，凡在地图上看到的近海处，感觉有美景的地方，均想进而不得——路口总有“私人住地不得进入”的告示牌子。开放给公众的，要么地方偏小（大概因为游人少），要么摄下的影像不奇（网上都有）。
本那比市政府和议会也临近鹿湖，只是不在湖边，一座不大的4层楼房，要不是误打误撞，不容易发现。回来后google一下，看到更多的资料（2015年检索）——
从2008年开始直到目前，本那比的市议会连续两届一党独大，囊括了所有席位。目前本那比市市长高力勤（Derek Corrigan）所属政党为本那比公民协会；他自从2002年首度当选，至今已经连续三次成功连任（2005年、2008年、2011年），同时他也是本那比鹿湖选区现任省议会议员柯瑞根（Kathy Corrigan）的丈夫。
有点儿迷惑最后一句的介绍，是因为省议会议员位置更高呢，还是尊重女性？接着还有——
现今本那比市共计有8位市议员，5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员，以及2名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员。
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罗思安（Svend Robinson）从1979年至2004年代表了本那比市，长达25年，并且是全国首位公开自己同性恋取向的国会议员。
最后一句提供的信息不一般。
资料还说，接着他获选的一位代表本地的国会议员更牛，选前即公开了自己的同性取向。按中国的思路，此人是靠此特色而获得全国议席，其实应该不然，加拿大的下议院，也是按人口比例给各地名额的。不过据说加拿大同性恋群体较大较强，每年都有游行。温哥华市中心的Davie Village（戴维村），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集聚地，大概在全加拿大都很有名，夜里坐车经过一回，感觉跟别的街道是有所不同。
女儿奇怪市长和议员们怎么还没下班，我注意到市长车位上停的是韩国起亚，跟我广州的车一样。另外几辆议员的车，也都是日系韩系。
说到车，在大温哥华地区，所知的日本几乎所有牌子都能见到，车型比在中国的多样些，韩国则“起亚”“现代”常见。没有中国的。
其他的中国制造则到处可见，在小商品不起眼的地方刻着小小的字样。中国品牌只见到“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但似乎是办事处性质——看不到顾客进出。

第三章 咸水埠的彩虹与落日下的针管
那件15加币的深棕色皮夹克，林克在周末去华埠时穿上了。牛皮有些硬，起初支棱着肩膀，但踩着温哥华初夏刺目的阳光走在街上，倒给他添了几分有别于教授的粗粝。
车子从本那比自东向西一路开进温哥华老城，女儿说，华人把这一带叫做“温东”。林克在副驾座上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脑子里翻出自己去过的台山、开平所知，早年间广东这一带的老华工，把这儿叫作“咸水埠”。
“埠”是码头。如今中国大陆还用这个字的，大概也就安徽的蚌埠了。广东码头无数，却无一称埠。当年那些漂洋过海的人，把大海探进内陆的一条长河状的海湾误当成了江河，直到发现喝进嘴里的水是咸的，心有戚戚，但还是在这片夹缝地里落了脚。河还是海？远渡重洋，他们其实没得选择。
“爸，到了。”女儿把车稳稳地停在了一条清冷的街道旁。
林克一抬头，看到迎面的楼栋上挂着一块沉甸甸的牌匾：洪门民治党驻加拿大总支部。这么巧，已故的外公曾为该党最早的成员。那是1946年，洪门的致公堂在上海改组成为民治党。
周末的正午，太平洋的阳光笔直地砸在柏油路面上，把街道照得亮堂，却也照出了一种近乎荒凉的清冷。街上行人极少，迎面走过两个西人，一个神情恍惚，衣服穿得极度“自由”，另一人正弓着腰在路边的绿色垃圾箱里迟钝地淘着塑料瓶。
空气里飘着一股死寂的干咸味。街边服装店的玻璃橱窗上落了灰，里面几件红绿绸缎旗袍被阳光晒得有些褪色，无人光顾，对面的竹品店也是门可罗雀。只有一家中式糕点店里排着几副亚裔面孔，买着老婆饼和蛋挞。
“好中国啊！”林克一边感叹一边打量着“良友书店”那块陈旧的招牌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骤然撕裂了街道的死寂。
几辆重型摩托车呼啸而过，紧跟在后面的是一辆改装过的皮卡车。林克扶了扶眼镜，目光定格在皮卡车尾。那儿插着两面巨大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随着车速在风中猎猎作响，司机一边摇下车窗，一边疯狂地按着喇叭。
皮卡很快消失在街角，只留下一股刺鼻的尾气。
站在华埠纪念碑的阴影里，林克下意识地四处张望。他没有看到任何镰刀与斧头的标识。在广州、在南京、在武汉，青天白日旗只存在于辛亥革命与抗战纪念馆的展柜或电影道具里。而在这里，它就这么明晃晃地、带着某种挑衅和喧嚣，在午后的阳光下招摇过市。无论中华门、中山公园，都在这刺目的日光里静静地立着，像是一个个睡眼昏聩的老人，冷眼看着这块飞地上的百年政治残像。
“爸，别愣着了，去大统华吧。”女儿扯了扯他的衣袖。
“大统华”是台湾人开的中国风味超市，其华埠分店倒是热闹。狭窄的货道、拥挤的柜台，还有熟食区里飘出来的卤水和烤鸭的气味，把林克瞬间拉回了国内的菜市场。他和女儿在吧台边买了点熟食，用商场一角提供的微波炉加热了塞饱肚子，才重新提起精神，决定去外面“真正”的街区逛逛。
越往华埠的边缘走，光线似乎越发阴暗下去。
走过一个教堂式的古典建筑时，林克停下了脚步。斑驳的石墙上，赫然挂着一面鲜艳的彩虹旗。女儿低声说：“这里面今天有同性恋的集会。”林克点点头，作为一个自诩理性的社会观察者，他能包容这种多元，但真正让他脊背发凉的，是再往前走几步的一幕——
一个破旧的卷闸门前，一位西人女士松垮垮地坐在马路牙子上。她歪着头，金色的长发黏在脸上，神情麻木。林克的目光顺着她的手臂往下移——她的右手指，正摆弄着一根细细的针管。
透明的针管里，刚吸饱了深红色的液体。
林克的脚底登时像生了根，定在原地。那深红色的液体在阳光下泛着妖异的光泽，女士用大拇指缓缓推着活塞，神情平静得如同在办公室里按下一根圆珠笔帽。不远处，是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的街区。
“爸，那是这儿最乱的区，咱们绕开走吧。”女儿的声音有些发颤，伸手想拉他。
林克捏了捏口袋里那张2012年的天车旧车票，牛皮夹克的硬度仿佛给了他一种莫名的支撑。他当了大半辈子的大学教授，教的是新闻传播舆论宣传，本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习惯了在书本里研究“资本主义的毒瘤”和“流氓无产阶级”。今天，这颗毒瘤就赤裸裸地长在距离他不到五米的地方。
“不绕。”林克沉声道，“过去看看，跟着我。”
穿着那件15加币的旧皮衣，他走进了那片号称温哥华最混乱的街道。
一踏进去，一股潮湿、发霉、混合着廉价大麻和旧金属的怪味扑面而来。林克屏声静气，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个摊位前走过。原来，这里是一片西人当街摆设的跳蚤市场。地面上铺着各色塑料布，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废旧的家电配件、生锈的螺丝刀、拆开的收音机线路板。
那些摆摊的西人面色枯槁，眼神有些空洞，但看到林克走过，还是懒洋洋地吆喝一声。并没有发生想象中的抢劫或冲突，街市的两头，站着几个穿着统一明黄色马甲的年轻人，神情松弛。
“那些是义工。”女儿在一旁小声解释，“本地很多中学生和大学生，周末都会到这儿来做义工，帮着清理街区。”
林克在一处卖旧相机的摊位前停下，目光从那些废旧的零件上扫过。这一刻，他脑子里那幅关于“发达国家”的图景，和眼前的针管、彩虹旗撞在了一起。
回到车里的时候，夕阳已经把菲沙河的方向染成了一片血红。
林克坐在副驾驶上，拉开了皮夹克的拉链。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张写着西人名字的旧车票，突然有些明白，人类漂洋过海，走到今日，从来都不是靠一幅完美的宏大蓝图，而是像这华埠街头的人一样，带着各自的病毒、信仰、罪恶与善良，在这片咸水埠上缝缝补补，随遇而安。
他转过头看向窗外，温哥华的落日，真的很长。

插部 逛逛市中心
关于温哥华，有几种认知：一是温哥华市中心，所谓“Downtown”；二是温哥华市，即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全市；三是温哥华大都会区，这就涵盖了临近温哥华市的20余个市与镇。
游客说到温哥华，一般指的即是市中心。跟所有大都市一样，这儿高楼林立。仰望各式建筑，能够充分感受到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壮美。与中国不同的是，高楼之间，还有不少一个多世纪前的老房子，新老建筑并存共融。尽管中国的历史要长许多，但从建筑保护的角度看，现存的城市老宅，中式的已经见不到了，西式的在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的老租界区里，比起北美，一般要晚十几二十年。当然，我们可以把北京故宫以及沈阳故宫这样一些皇家建筑算上，又比人家早很多年。
温哥华市中心在一个半岛上，北边和西边是大海，南边还是大海，不过是一条“海河”——大海伸进内陆的一条长河状的海湾。以这条海湾为界，北面大约5、6平方公里的地方，集中了大温哥华地区乃至加拿大西部最大最好的剧院、美术馆、体育馆、图书馆以及其他文化娱乐观光场所，遍布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先后落成的建筑。
老城老楼故事多，要说清温哥华市中心的建筑以及街道，也不容易。
整个温哥华市，还有比市中心大得多的“海河”南边的一块，基本上是住宅区。东西方向的街，按1、2、3、4……顺序从北往南一直排列到菲沙河边的75街。有资料说老的温哥华市，从市中心往南，只到16街；开埠时的温哥华，则在东边，即现在说的市中心东端，后来才向西移的。城市生活吸引人，人多了，温哥华市于是向西、向南、向东扩展了很多。
市中心的西北边是史丹利公园（Stanley Park），面积跟市中心区差不多大，也是温哥华旅游的必往之处。其三面环海，东头有著名的原住民图腾柱景区，高处可见跨海往西温哥华去的狮门大桥和宽阔海面。公园主体是森林和海滩，点缀一些人工景致如水族馆、美人鱼雕、灯塔角。如此风水宝地，没有被开发为商住区，感觉是个奇迹，资料说温哥华建市第二年（1887）决定永久保留这个半岛作为城市公园，面积达1000英亩。早些年（1858），纽约第一座城市公园中央公园在曼哈顿建成，面积843英亩。
可以感觉到，温哥华市由三块构成，一是商业区，二是公园区，三是住宅区。百年前的规划，十分用心了。

第四章 沙洲上的工业区与文创园的菜市场
又一个周末，上午有点儿雨。午后，天气还有些阴，温哥华的云层压得很低，将欲露未露的阳光筛成了一片温润的银白。
女儿驱车带着林克前往固兰湖岛（Granville Island）。车子开上布拉德桥时，林克降下车窗，向桥下那条被称为“福溪”的海湾望去。几只色彩鲜艳的迷你小渡轮在水面上像甲壳虫一样慢吞吞地爬行，对岸是市中心Downtown密集如林、玻璃幕墙闪闪发光的高楼群。
“Granville。”林克默念着这个单词。这是当年英国殖民地大臣的家姓。温哥华开埠时，原本想把中心的煤气镇以这位伯爵命名，但当地人不买账，当局没奈何，到了把福溪这边的两座沙洲改造成“工业岛”后，将伯爵的名字安在了这儿。
一踏上固兰湖岛，那件十五加币的旧皮夹克仿佛和周遭的空气产生了一种天然的默契。
这里的建筑太特殊了。它们全是一栋栋带着典型二十世纪初北美工业风格的厂房，巨大的钢结构支架，暗红色的波纹铁皮外墙，原先用来运送矿砂的起重机轨道依然横亘在半空中。然而，这些原本应该流淌着机油、轰鸣着机器的钢铁躯壳里，此刻传出来的却是吉他的弹拨声、浓郁的咖啡香。
工业化进程很快，西方发达国家工业产品早就开始供大于求，于是而全球化，将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过剩产品。中国其实更快，大陆沿海地区成为世界工厂的时间只有20来年，现在已经向内地及国外转移制造业。因此如何利用老工业区成为一个共同的问题，而固兰湖岛自1970年代即开始向多功能小区转型，林克明白此地值得一游。
一栋锯齿形屋顶的旧厂房门前的木牌上，清晰地记录着这片土地的账本——
1915年填海成岛，1923年工厂布满沙洲；1972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其转交按揭及房屋局，启动“以人为本”的小区转型；1973年至1982年，联邦政府投放2470万加币改造；1996年购入铁路线，2010年冬奥会前翻新为路面电车“奥运线”……
盯着这排数字，作为一个教了半辈子新闻传播和宏大理论的中国教授，他太熟悉“建设”这两个字了。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建设多简单啊，推土机一响，半年就能建起一座经济开发区。可要把一个过剩的、废弃的老工业区，改造成如今这个游人如织、文创与生活水乳交融的胜地，温哥华整整花了四十年。
“四十年啊……”林克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这需要几任政府班子不间断的财政投入，需要私有制社会极其繁琐的产权谈判，更需要民间的财富和消费力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点挪过来。这在习惯了“一任书记一个规划、急功近利摊大饼”的国内权力话语体系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国内的沿海制造业这几年向内地和海外转移后空出来的老厂房，要么在一夜之间被推平建成了住宅区，要么被漆成花花绿绿的门面房，变成一两年就倒闭的“网红打卡地”。
因为没有人愿意等四十年。
“爸，我们去公众市场（Public Market）转转，里面的农贸市场在全温哥华都很有名。”女儿在前面带路。
林克跟着女儿走进了那座巨大的铁皮厂房。一进去，迎面而来的不是国内菜市场熟悉的、带着鱼腥味和烂菜叶的潮湿泥泞，而是一种近乎节日般的、色彩斑驳的感官冲击。
这根本不是一个合乎中国人常理的菜市场。
左边是一家卖手工陶艺的工作坊，几只古朴的粗陶罐子在暖黄色的射灯下散发着沉静的光泽；而紧挨着它的右边，就是一个硕大的水果摊。摊位上的西红柿红得像要滴出血来，还有紫色的茄子、绿得发亮的芦笋，被摊主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美学整整齐齐地码成了一座座彩色迷你金字塔。
再往里走，爱米莉艺术及设计大学的几个年轻人背着画板，正围在一个卖烟熏三文鱼的柜台前一边试吃一边大声讨论着包豪斯的结构；不远处的公共展位上，一张夏季小剧场演出的招贴画，就贴在一档手工奶酪铺子的旁边。
林克站在人群中，看着一个穿着脏球鞋、正在买一磅本地樱桃的西人老太，又看看她身后那所加拿大西部最好的艺术大学。
在中国文人的传统逻辑里，艺术是高雅的，是要“货与帝王家”或者关在象牙塔里供文人骚客清高的；而菜市场则是市俗的、充满柴米油盐和讨价还价的腌臜地方。这两者怎么可能缝合在同一座铁皮厂房里？
可在这里，文创、商业、饮食、娱乐，就像这里的番茄和陶罐一样，极其自然地配套在了一起。如果非要指出其中哪一块更重要，林克觉得，农贸市场——在中国，似乎不可能把它和文创联系在一起——这个充满人间烟火的菜市场，是这片老工业区最坚硬的锚。
它让那些悬空的艺术落了地，让那些兜里只有几块加币的普通市民，也能在买一把小葱的间隙，顺便听一曲窗外流浪艺人的提琴独奏。
“爸，买点这里的黄油面包吧，他们用的是本地农场的老配方。”女儿递过来一个纸袋。
林克接过面包，撕下一块放进嘴里。面包很硬，带着一股有些粗糙的麦香。他想起八十年代末，坐着绿皮火车再换汽车，第一次渡过琼州海峡进海口时，在码头吃到的那种大块列巴。
那时候的中国，每个人眼里都闪烁着对“现代性”和“工业化”的狂热饥渴。我们以为盖起水泥高楼、装上进口机器就是发达，而与此同时，加拿大在动手把工业区改造成现在的样子。
直到今天，在这个耗时四十年才完成转型的固兰湖岛上，他穿着十五加币的旧皮衣，嚼着粗麦面包，才真正看清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微观处的另一副面孔——它不仅能用最刚性的法治去保护私有财产，还能用最温柔的耐性，把工业化遗留下的冰冷残骸，一点点焐热，变成平民百姓过日子的温床。
走出市场时，福溪上的云层裂开了一条缝，一抹淡淡的金色斜斜地打在布拉德桥的钢梁上。
林克把纸袋抱在怀里，跟着女儿走向停车场。他的脚步依旧很慢，但在大温夏日漫长的白昼里，他知道，自己这趟精神上的“新大陆交响”，刚刚演奏完第一乐章。
【十五加币的二手皮夹克不断出现，有点儿讨嫌，以至于有老朋友说他也想要这么一件神奇外衣。无奈，一时想不出什么其他道具可以替代，只好请读者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替换吧。】

插部 老华的故事
2015年以后，我才真正走出国门。
中国改革开放了很多年，那些年里，有过多次出国机会，比如学校组织去美国、德国培训，学院组织去东南亚、俄罗斯旅游，但都未能成行。自问何以？论语里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广州人称老外为“鬼佬”，管小摊贩叫“走鬼”，不一定是歧视。于我，中国的事，还没明白，先不管世界了。
古人云，闻道不分先后。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的心思，如果没有非去不可的冲动，去了之后没有闻道般的喜悦，不如不去。这么说，是为自己守着中国不出去找理由吗？或者还有些实在的理由，诸如工作忙走不开，护照被上交了等等。
想到已逝的一位友人，曾与我共事于一家音像出版公司的老华。大约在1993年，有一天，他告诉我，要去美国一趟，说是中国音像界组织了一个参访团。其时，西方放松了此前对中国的惩罚，又在老邓南巡以后，有不少这样的实际上是民间自组的团出去，以中国某个行业的名义。应该是为了签证方便，便于取得对方的邀请函？去了大约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不记得当时美国旅游签证的期限多长——回来后，应我要求，聊聊美国观感。大概是不知从何谈起，啃哧啃哧半天，老华吐出一句话：美国的月亮，看上去是比中国的圆！
我笑了。这句不仅当时，如今也可被视为崇洋媚外的话，成了老华可以用千言万语道出美国处女之行的开场白。至于后来有人论证，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大约因为地理位置不同，有科学道理？不展开解释了，百度一下应该有。或者没有，被删去了，因为政治不正确？
老华最终并没跟我千言万语，只是说，打算明年再去，一个人。还问我要不要去。几乎是吃了一吓，一方面因为知道去美国很费钱，一方面是完全没有想过。

第一次踏足北美大地的印象，是阳光灿烂，灿烂得有些刺目。女儿到机场接我。先前她邮件交待了抵达时会遇上的事，附件里有一封让我交给机场海关人员的英文信。怕口说我记不住，怕英语我说不利落。信上大概什么都写到了，当时把信一递，对方再没问话。尽管多少有点儿不爽，比如受这等盘查，比如看别人直接就过去了。等行李费了点时间，比国内慢，或是因为国际航班？应该是人手不足。据说他们人工很贵。
其实我已经不能确切地记住第一次踏足北美大地的细节了。因为去的多了，一般在夏季，每次落地的感觉都差不多，都是阳光灿烂，女儿也都会再给我电邮一遍抵达须知，包括一封致机场海关的大同小异的英文信。把这些打印出来，感觉手上有几个锦囊，内藏妙计，遇上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尽管实际上什么问题都没遇上。抵达北美的第一站总是温哥华，机场里所有标识都有三种语言：英文，法文，中文。
拿到行李往外走，出口即见女儿。拥抱以后，让女儿带我去吸烟处，憋了十几个小时了。不远处头顶是天车站，温哥华地铁只在进入市中心区时有几站在地下，其余都在高架上跑，故称“天车”。跟女儿说，以后不用接了，可以自己乘天车。女儿不语，看来没这个可能。她到广州，也说过不用接，出地铁不远即我住处。每次接她，我也总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心里想，但凡还能开得动车，怎能不接呢？等真的不能动弹的那一天吧。
后来落地北美，锦囊也不用了，通关成了自助，都在机器上操作——机器上有语言设置，点开中文，以为还在广州白云机场。

话说老华去了一趟美国，打算来年再去一趟。想是第一次因为组团，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故决定第二次一个人自由行。老华这一年不到50，身体健康，只是脚有点儿瘸。他自己说是年轻时骑摩托出事故落下的。那会儿有个传言，说中国第一批买摩托的人已所剩无几。民间一般人能够买摩托，应该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事。老华说他比一般人买得早。此前中国不是没有摩托，但主要为军人和警察用车。摩托属于军用警用物资，跟枪炮一样的东西。应该还有摩托运动员。我就脑补：老华年轻时是摩托车运动员，而且是那种在很大的圆桶里横着骑的，电影里见过，特别惊险，这样把腿摔瘸了，才比较合理。对不起，老华，你的经历，你自己总是语焉不详，别怪我合理想象。比如你说坐过牢，我也不是十分相信。有时候我觉得你的瘸腿，只是小儿麻痹后遗症。直到后来有一天，大学同学吴玉仑听我说有这么个同事，就一定要见个面，说老华是他小时候的邻居，当时很崇拜的老大，是玩摩托车的，是被逮进去过。
后来他们见面了，我作陪。按说小弟见大哥，应该小的请饭，最后还是老华买的单。席间相谈甚欢，我听不太明白，因为他俩说的人都是从前的小名，狗剩猴精一类，说的事也神神叨叨，感觉半是事实半是演义。
女儿在加拿大读的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未能免俗，想着跟电影里一样，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结果她妈去了。我或是因为太忙，或是想反正她妈去了，总之动力不足，两次都没有成行。直到女儿在加拿大工作后有一年回来，带我去驻广州领事馆办了签证。看她准备材料还挺麻烦的，再没理由不去。老华当年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签证，签证官看过他提交的材料，说你明天再来吧。纳闷中，签证官补了一句：记得带上崔健的磁带。《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老华是崔健第一张专辑的音乐编辑，递交给签证官的材料上有写。如果不是看到磁带封底上他的署名，我还是会以为他吹牛。跟我同事前，他在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该社名声不大，但有个很大的录音棚，崔健在那个棚里捣鼓了半年，各种音效实验。你以为“新长征”里那些挺大胆的配器是一个吹小号的人天生就会的吗？我反正佩服吉他与古筝一块儿奏出来的效果。一般人付不起每天不菲的棚费，自家有棚就不同了。那时我是一家音像出版社的CEO，看到磁带上有老华的大名，决定挖角。初次见面，我问了华（宝珑）先生一个问题：崔健那么有名，为啥要跟你合作？他说没啥，有棚而已。
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北京有棚的出版社不止一家。总之是个神人，做的事让人不容易相信。西方不少这种人，此前有乔布斯，近来是马斯克。可能是想让我相信，后来他把崔健带来公司一回。中国某发言人说话：反正我是信了。老华当年坐牢时18岁，一个高中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您媳妇儿兰萍是坏人，要当心！
没见过老华骑摩托，但见他开着私家车，天津大发，微型面包。那时候老百姓能买到的小车，也就天津大发和夏利。有天大早，听到有人喊我，从六楼窗口看下去，是我一个哥们儿，在电视台上班的，倚着一辆红色夏利喊道——老子买上车啦！老华说夏利太小，不适合旅行，买了大发。处女远行，北京到珠海。珠海华声音像发行商挺强的，老华去谈生意。南京有个共同的朋友小蒋（云涛），那时在珠海，跟我说，第一次见到老华，是从泥水裹着的大发里出来。小蒋说，就那么辆小破车，他开了几千公里过来。那会儿还没有高速公路。大约1990年代初吧。
老华曾跟我说，不是他想开车，实在是腿脚不便。那时候绝大多数人没车。后来又说，这车，跟个媳妇儿似的。老华是光棍。
第二次从美国回，老华讲了件事：在美国租了辆车，开到金门大桥，严重塞车，车流完全不动。北京那会儿没见过这个阵仗，坐不住，便下车走了几步。瞬间有个骑摩托的警察穿过车流驶来，吓得赶紧坐回驾驶座。警察不依不饶，敲开车窗，问道，需要帮忙吗？原来是看他走路一瘸一拐。
过了一年，我从北京回南京教书。又过一年，老华来南京，说移民美国成了，下个月去办登录手续，行前来道个别。我问去了怎么生活呢，他说美国饿不着，还是做音像生意吧。我和小蒋给了他些钱，算是投资。
又过了几日，小蒋找我，说老华死了。小蒋去北京参加他的追悼会，回来告诉我，心梗，死在车上，凌晨，不知道一大早去忙什么，或者忙完回家。警察巡逻发现，路边停了辆车，车门开着，人歪在驾驶座上，心脏急救药丸洒了一地。
老华，20多年过去，您在天堂安好！
老华，再跟您说个事儿：2022年4月15日，崔健在微信视频号上开了场演唱会。他说线上看不到观众，没感觉。我想他在您棚里捣鼓时，也是这个感觉吧——隔着录音间大玻璃窗，面对的，只有一个您。

第五章 北纬49度线的政治拼图
温哥华都会区的开放式公园密得像洒在海滨绸缎上的绿碎宝石，隔着几公里就有一处。
不是周末，但女儿不上班，北美有一些与中国不搭界的公众假日。比如“荣军节”（Remembrance Day），林克比较感兴趣，不仅因为他当过兵，还因为这天可以戴一朵红色罂粟花——这种花在中国可能犯忌讳。中午，女儿开车，带老爸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女儿的华人朋友有个约定，谁家父母来了，就一起聚一下。车轮一路向南，两旁的树木越发高大，太平洋的咸腥味里，渐渐混入了一种泥土与牧草翻晒后的熟香。
聚会的地点在边界湾（Boundary Bay）公园，位于一个叫作措瓦森（Tsawwassen）的边边角角的小镇。林克喜欢如此这般冷僻的、贴着边边角角的“末梢”走的感觉。
刚在免费的停车场泊好车，推开车门，便被眼前的热闹晃了眼。那是一场“车尾箱甩卖”（Car Boot Sale）。一排排私家车的后备箱大张着，像是一只只亮出肚腹的甲壳虫。塑料布直接铺在碎石地上，上面搁着八成新的儿童绘本、擦得锃亮的老式银质烛台、成套的旧高尔夫球杆，还有几件洗得发白却浆洗得极挺括的格子衬衫。
有些来迟了，摊主们大都神情闲适地准备收摊。一个胡子拉碴的西人老头冲林克扬了扬一把旧扳手，咧嘴一笑。
大温地区的华人管这叫“院子甩卖”（Yard Sale）或“车库甩卖”（Garage Sale）。在国内，若有人在公共停车场支个摊子，不出十分钟，穿制服的城管保准蜂拥而至。在这儿，据说每辆车只要交上十块加币的管理费，交易便在阳光下进行得合法而体面。
林克看着一位牵着孩子的年轻妈妈用两块硬币买走了一只毛绒小熊，小熊的眼睛里，似乎还残存着前一任主人的温存。五年后的2020，中国第一波疫情刚过，上头曾一度倡导过“地摊经济”。那阵子微信朋友圈里全是私家车后备箱挂着彩灯卖冰粉、卖手冲咖啡的图片。只是热闹了没几个月，便又在“影响市容”的行政洁癖下销声匿迹。
这不仅仅是勤俭节约，更是商业习性的日常养成。站在海风里，林克脑子里那根拉扯了半辈子的学术天线又开始捕捉信号：把交易的权利还给个人，让邻里在微小的互通有无中建立信任……凡此种种，属于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写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微观范畴。
穿过停车场，便是边界湾公园的腹地。草坪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各种儿童游乐设施，秋千和滑梯上荡漾着不同肤色孩子的笑声。好些野餐的木台子贴上了“已预订”的纸条。
女儿的朋友们在一处树荫下的长椅旁铺开了阵势，烤炉里炭火正旺，牛肉饼的油脂滴在炭块上，发出滋滋的响声，激起一阵阵浓郁的肉香。
林克跟这帮年轻的华人后辈含笑打了招呼。他们大都是三十出头、在温哥华IT或金融行业立稳了脚跟的中产。在充满烟火气的闲聊间隙，林克独自走到海滩的边缘，点开手机上的google地图。
此刻站立的措瓦森镇，属于三角洲市（Delta）。从地图上看，这个半岛像是一只往下探进乔治亚海峡的巨大鸭嘴。可这只“鸭嘴”的尖端，却被一根刚性的线条硬生生地切断了。
那是一条北纬49度线。
因为这条线，半岛南端那块仅仅1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属于加拿大，成了美国的一块孤零零的飞地——罗伯茨角（Point Roberts）。住在那儿的人，想要去临着温哥华的美国西雅图，得先跨过边境线进入加拿大，几十公里车程后再穿过另一座边境检查站才能到达美国本土。同样的路线，因为罗伯茨角只有幼稚园和小学一到三年级，四年级以上便要每天这么来回一趟。加拿大曾要求把这块地儿给回，可以拿别的土地交换，理由还是为对方着想——贵国管理起来不方便。只是美国置之不理，应该也是民众不答应。
国家领土，一点不能少，一点也不嫌多。换一种说法可以是：有一块地在人家国土上，好玩。林克想起北美西北角那块巨大的阿拉斯加，当年美国人从沙俄手里买过来，像一把沉重的历史铡刀，直接把加拿大的西北海岸切走了一大块。
“要是搁在边界感过剩、动辄‘自古以来’的欧亚大陆，这种飞地不知道要催生出多少轮血流成河的边境纠纷。”
林克眯起眼睛，望着南方地平线上隐隐约约的低矮房舍。北美大陆的政治地理极其有趣，一南一北两个大国，东边以五大湖为天然屏障，大湖往西直到太平洋，便全靠这条49度线“按图索骥”。它比朝鲜半岛那条焦灼的38度线长得多，但也平静得多。
当年英美两国在北美西端划分楚河汉界时，博弈充满了历史的戏剧性。在温哥华岛这一块，英国还算强势，美国便让了一马，让整个岛屿完整地归了加拿大；可到了三角洲这块沙洲，美国人却死活不肯再退半步，硬是在地图上用尺子量出了罗伯茨角这块飞地。
不过，英国人也在东边讨回了便宜——多伦多那一大片土地，就像一截粗壮的盲肠，硬生生往南戳进了五大湖的腹地，一直延伸到美国底特律的眼皮子底下。
地理，从来不是天然的造物，它是地缘政治在密室里任打扮的小姑娘。
从边界湾聚会归来，林克特意让女儿在措瓦森的小镇中心停了车。
他想看看这个边境小镇的微观肌理。这里和华人很多的本那比或者列治文感觉不同，两条呈十字交叉的主街构成了城镇的骨架，街区开阔而干净，两侧的建筑大都是平实的低层，却漆着柠檬黄、薄荷绿和砖红等各种明快的色彩，在阴沉的云层下显得有些顽皮。
小镇的中心，最显眼、占地最大的建筑是一家书店。里面的顾客寥寥无几，却有一种让人心安的宽敞。林克隔着玻璃窗往里看，里面不仅卖书，还陈列着手工艺品和咖啡座。
这让他有些恍惚。从前在中国，无论是苏北的县城还是江南的小镇，热闹的中心必然也有一家新华书店，旁边往往配着一家“红旗”或“光明”电影院。那是几代人在贫瘠的岁月里，唯一能够与外面的大世界发生精神勾连的平权之所。如今，国内城镇中心的新华书店大都改造成了寸土寸金的大卖场，而北美的这些小书店，却在互联网的泥石流里，依然靠着一些“闲散之人”的驻足，固执地维持着文化神龛的尊严。
离着中心不远，有一家门面气派的食品商店。
店堂里灯火通明，货架上满满当当。让林克诧异的是，货架上方一排巨大的暖色灯箱，展示的不是现代化的流水线或者转基因蔬菜的广告，而是一幅幅泛黄的农耕老照片：满面尘土的农夫跨在老式拖拉机上，妇人弯腰在地里采摘，还有牛只在木栅栏边反刍。灯箱下方，装饰性地摆着几只盛着麦穗的实物粗麻袋和一辆生了锈的老式小推车。
“这是在打有机牌呢，还是在搞忆苦思甜？”
出了门一回头，他才瞧见门楣上那块木质的招牌：Farm Market（农场店）。
原来这是一位本地农场主在镇上开的自产自销的直营店。林克站在店门口，心里那堵冷峻的墙又被撞了一下。历来的中国，农民手里若有余粮菜蔬，只能起个大早，顶着严寒酷暑到城里的马路牙子上摆地摊，稍有不慎还要和城管玩一场猫鼠游戏。他们绝无可能在城镇最繁华的街区开出这样一家既有美学包装、又有现代管理的大型店铺。
在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和公社化之后，土地与资本的纽带早已被剪得粉碎。中国农民的脚底下，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块能长出“现代商业契约”的私人土壤，更极端但又屡见不鲜的是高速公路压过了农民的宅基地包括宅子。老友庞兄在农村插了多年的队，他不止一次说过，宪法写明了中国没有私有土地。确实如此。
小镇的餐饮店外零星摆着些靠背椅子，几位上了年纪的西人端着黑咖啡，看着偶尔驶过的车辆，一派悠闲。
林克坐回女儿的车里，看着车窗外那条通往北纬49度线的柏油路。他知道，这片土地用平实、悠闲和规整的微观秩序，掩盖了历史上所有的刀光剑影与制度博弈。
而他，一个刚刚跨出体制大门的中国文人，正像一个拿着放大镜的考据癖，试图在这些干净的街区和照片里，读懂这块新大陆的底层逻辑。

插部 美国边境城
自从去过加拿大边境小镇，就很想看看美国那边。女儿懂我，想去的后来都去了。先是措瓦森对面的罗伯茨角（Point Roberts），然后是大温哥华白石（White Rock）对面的美国华盛顿州布兰（Blaine，或译布莱恩）。因为此前去过美国迈阿密，护照上有记录，过关就方便——不用下车采指模，在车上回答几个问题，就到美国了。周六上午10时左右，关口没有几辆车，几乎不用排队，比等红灯时间长不了多少。从女儿家到关口，只有半小时车程。有两回，女儿下班吃过晚饭，与我开车到白石散步。美加关口之间，有一大片绿地——和平拱门国际公园——尽管立座拱门为界，但可以不受限制，在这一片两国的领土上自由走动。
因为过关快，时间省出来了，就在布兰逛逛。跟北美其他地方一样，布兰是一个独立自治的行政区域。按其规模，面积22平方公里，居民不足4千，在中国，不过一个小镇。因北美各地自治，就都称市（City），大市下或许有镇（Town），布兰是City。
看地图，布兰市在一个小海湾边上，有条深入海中的长堤，似乎连通了海湾另一头。放大看，其实是“断桥”。中国人，爱残缺美，尽管没有“残雪”，也开车过去看看。
没啥可看，长堤的一边有几座似乎废弃的仓房，到头是一个码头，应该也不使用了。美加边境这一段海岸，滩浅而阔，筑堤到海深处，当为便于船舶停靠，只是人类今天短途较少依海运了。
长堤另一边，有个小小的公园，隔着海湾可见对面的白石市（在中国也只能算个小镇）。其依山而筑，拾阶展开，白色房屋点缀着绿色山岗，远眺更是漂亮——这些年，每到温哥华，必去白石，因其美。
长堤回来，进入布兰市临着海湾的主街。街头便是访客中心。进去看了看，几十平米见方，墙上贴的与架上摆的，都是旅游指南类印刷品。访客中心有洗手间和饮水机，随口赞了一句。工作人员说这儿刚刚做好，再往前去，其他城市要好得多。
访客中心旁边是加油站。据说很多住加拿大边境的人，常来美国加油，大约每加仑便宜三、五毛美元。省不了几个钱，但民生在哪儿都一样，不容易。至于美国的汽油为什么比邻近的加拿大便宜，按一向的宣传，或与对中东局势的干预有关，故进价便宜？这个问题复杂，还关系到商家运作，先不琢磨它了。罗伯茨角，亦有加拿大人去加油，还会买米买食油，说也便宜。想到中国内地民众去香港买化妆品、包包以及奶粉。税制不同，汇率变化，应该是这些原因。
两辆警车停在路边。女儿向来敏感警车，看到总会提醒我一下——本来有警车是好事，显示安全——可能是让我注意守规矩。有时候会觉得，北美，特别是加拿大人，太守规矩，弄得我这个中国佬常常相形见绌。
布兰访客中心旁边是警察局和图书馆，只是没看到市政厅（City Hall）。后来再看地图，其实在旁边一条街上。美国小城，像是统一规划过的，除了商业中心，标配都有图书馆与书店，访客中心与市政厅。
前行几步，是两个临海的小广场，地图上称公园：一个两边为商店和一些帐篷小摊，中央立了座金属人像雕塑；另一个一些长者在摆放音响器材，说一会儿有他们自己的表演——周末的自娱自乐。旁边一辆北美常见的餐食车，在车上操作的也是长者。想起广场舞，有时候感觉有点儿闹，实在是文化不同，不必怪罪中国大妈，也有制度国情历史环境等原因。
广场前那座铜铸的人像雕塑，前置一块铭牌，刻着2013、2014、2015三年的赞助者姓名，好几十人，出资从1000到1万之间分了几档。塑的是两位妇女与一男孩，真人大小，像是一家三代，面朝大海，名为VIGIL——守夜，我想译为“不眠”——祈祷出海的儿子、丈夫、父亲平安归来。
世界大同，中国渔村亦有此同理心，美帝国主义也是人。小时候把他们看成魔鬼，如今还有很多人说他们邪恶。

第六章 “风陵渡口”与“中国备忘”
温哥华的夏夜是清凉的，清凉得不带一丝尘世的烟火气。
晚上9点，太平洋的落日懒洋洋地下了山，本那比女儿家周边，便陷入了一种近乎凝固的寂静。没有广州深夜大排档里刺耳的猜拳声，没有路边烧烤摊升腾的浓烟，更没有林克避之唯恐不及的无谓社交——记得2004年刚从南京到广州，晚上10点有人来电：林老师，出来吃夜宵啦！迷惑间，对方说，广州的夜生活，现在才开始！
这种寂静，如果在广州，那是林克求之不得的“智力沙龙”。一晚接一晚，古今中外的智者从书本里走出来，虽说没有黄金屋，但也个个颜如玉。
大温都会区的21个市镇，公共图书馆是像消防栓一样的标准配置。离女儿家最近的那家社区图书馆，面积不大，藏书不过两千余册的中文书架上，大都摆着些武侠与言情小说。用馆员的话说，“全球的俗人都一样，中文亦如。”
但就在这区区五六个书架的角落里，林克像一个在深夜里掘金的苦力，用女儿的借书证借到了值得一看的四本书。
《XXX私人医生回忆录》《天安之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XX狱中回忆录》。
这些书名，应该多在大洋对岸海关的违禁品清单里。而在这里，被借阅者翻得起了毛边的物质躯壳，静静地躺在林克深夜的床头。
拧开台灯，在北美的清冷深夜里，他开启了自己认知上的“重走长征路”。
《天安之城》是一个外国记者写的北京元明清建城与1950年以来拆城的历史。读到书的末尾，林克忍不住抄录——
“……未来之神总是需要新近的祭品。未来需要不断重新塑造，所以今天的这些高楼大厦在未来25年或者50年以后，恐怕就会全部消失。而建造高楼的那些人物的英名，也将从人们的记忆中逝去，最终只保留在封存严密的档案里。”
放下笔，他转头看了看窗外。本那比高坡下的万家灯火稀稀落落，在雾气里有些失真。
他在南京外秦淮河的西边住过几年。九十年代中，在原先一大片沿江的农地上，一任市委班子把那儿盖满了高楼商品房，但没规划一个像样的、能让普通人散步的公园。而在温哥华，百年前就把史丹利公园留给了成长中的温哥华。可是，市中心壮美高楼的脚下，又合法地并存着华埠的针管与跳蚤市场。这种包容与冷酷，被一种刚性的微观秩序（比如那些守在街口的明黄马甲义工）缝合在一起。
让他手指有些发颤的，是那本《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作者高华，这位在南京大学与他同龄、曾在学术会议上有过一面之交的学者，已经在前几年仙逝了。翻看高华在1988年到2004年间写下的文章，里面关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1937年结成政治同盟的考据，是他这个一辈子在体制内教过新闻史的人从未闻见的秘辛。
高华不是突然明白“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林克听说过他做学问的苦行。一位历史学家的清醒，是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板凳上，一点点从发霉的旧报纸和档案里抠出来的。
人生到老，五十岁，六十岁，总该明白一些事情。虽然闻道不分先后，但人不能糊涂到死。高华做到了，他林某人现在坐在北美的书桌前，难道还要继续装糊涂吗？
为了总该有的明白，林克开始了他的温哥华图书馆巡礼。
他去了本那比市中心“铁道镇”（Metrotown）上的图书馆，那里的面积比社区馆大出两倍。周末的馆厅里挤满了人，熙熙攘攘的感觉犹如超市，这让他感叹本地读书风气之盛。意外地，他看到了扫地的老头，那位曾经的大佬。两人又一次对了一下眼神，相互点了点头。
更多的收获来自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煤气镇”（Gastown）的温哥华大都会总馆。那是一座借鉴了中世纪城堡样式的宏伟建筑，挺拔的高楼与弧形的配楼相连，是一座知识的要塞。
在总馆二楼那几十排中文书架间，林克的身影显得有些单薄。在这里，他像一个贪婪的食客，读到了一本又一本彼岸的禁书。
陈冠中的《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书里那些关于香港三轮移民潮的冰冷数字，以及1974年葡萄牙法西斯政权结束后面临的澳门归属秘闻，都是他在大陆教科书里从未见过的历史B面。陈冠中笔下对香港历史的表述：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的十三军已经开到了宝安县，近在咫尺，因为杜鲁门政府对英国的支持，不敢与英军发生冲突。
在这片自由的藏书阁里，最抢眼也最破旧的，自然是那些社会政治类的著作。林克翻开那些因为散架而被修补过的书页，清晰地闻到一种混杂了无数海外华人指尖的汗水与思乡的泪水的味道。
他在这里读到了余华在海外出版的非虚构作品《10个词汇里的中国》，读到了在大陆出版时被删得七零八落、而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保留了完整面目的《最后的贵族》（大陆版名《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书里那段关于清华、北大“百日大武斗”打手们后来身居高位的记录，让林克看得惊心动魄：贾春旺、张福森、薄熙来……这些在“文革”中斗过老师、贴过大字报的年轻人，后来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权力的权杖。
“文化革命，比武力角逐伤人更狠。因为它把整整几代人的脑子，都格式化成了同一种逻辑。”靠在书架上，林克身上的皮夹克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在这里，隔着大洋，确实是另一个世界。虽然在广州，从前的“老广”们借着地利，偷偷拉着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过足了资讯之瘾。只是不久之前，一本书像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引发了50年不变承诺下的修例与立法。
不只是公共图书馆，林克用女儿的校友借书证，进入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那座著名的亚洲图书馆。
那是他见过的在欧美堪称最大的东亚藏书库。二楼整整一层的中文书，让他有些找不着北。站在书架间，想起已故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写过的趣事——当年何教授腰缠十万贯（美元）飞到港台，那些濒临破产的书商们趋之若鹜，将整箱整箱的善本、地方志甚至“文革”大批判材料双手奉上。
那些在国共两党数十年仇恨中互相涂抹、互相清洗的政治书刊，在这里像一具具风干的标本，不着一字，却把历史的荒诞暴露得体无完肤。
走出UBC亚洲图书馆时，门前那尊泰戈尔的塑像正沐浴在黄昏的余晖中。塑像旁立着刻有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碑，门侧还有一个日本人赠送的小亭子。整座图书馆的建筑样式，采用了唐代那种舒展的大屋顶，远远看去，极像扬州的鉴真纪念堂。
这种极其亚洲的面孔，在加拿大西海岸的丛林与海浪间，显得既违和又有一种诡异的和谐。
林克踩着松软的落叶走向停车场，心里却泛起了一丝自嘲。纸上得来终觉浅，他在大陆的大学讲台上讲了半辈子的新闻，可只有当他真正用自己的肉身，在这个清冷的自由国度里走一走、看一看，在深夜里把那些破旧的“禁书”一页页翻开时，那些原本干瘪的观念，才真正有了太阳穴跳动般的血肉质感。
这不仅是一场异国的旅居，更是一场迟到了大半生的智力反叛与精神缝合。

插部 清夜读禁书
既是文人，又到了自由国度，怎可不读禁书？女儿陪我去过不少书店与图书馆。回头看，读了不少，记了不少。也亏了温哥华夏日清凉，夜里清闲——没有社交活动。
大温21个市镇，都有自己的公共图书馆，这是标配，不过数量不等。比如温哥华市，60万人，有22个公共图书馆；所居本那比市，虽有20万人，却只有4个。看地图，倒是匀称地分布在市辖地的东南西北。
好在大温所有公共图书馆可以通借通还。
抵达次日，便在离家最近的社区图书馆借了4本，都不是大陆出版。中文世界，还有台港海外。跟大陆比，小归小矣，几千万人是有的，不比许多国家人口少。所以，今后自己出书，港版台版，或可以想。至少自由抵万金。几本书都被翻得很破旧了。
想借的一本书架上没有，就到柜台登记一下。第二次去时，馆员输入借书证（女儿的），转身到身后的书架上拿了此前预约的那本。网上也可以预约，但是取书还得人往。电子书强悍，未来纸质书只有靠吾等闲散之人活着吧。也许还有孩子，大约千余平米的馆厅一角，辟出了百十平米为孩子们的阅览处。
时为周末，馆厅里读者近百，柜台前陆续有人办理出借登记。
再去了在本那比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乃该市4个里最大的，面积比此前去的那个要大两倍。中文图书有十余架，种类俱全，文化艺术方面的书较多。也是周末，馆厅里好几百人，熙熙攘攘的感觉犹如超市。不免感叹此地读书人多。
本那比市中心所在叫“铁道镇”，温哥华市中心叫“煤气镇”，都是工业革命时代的名称。
又去了温哥华市中心的图书馆，乃大都会区总馆的意思，中文书有十余排，每排十余架，另有几排矮架为中文童书及杂志。感觉大过铁道镇十倍，以我经验，十几万册是有的。不过无论哪家，中文书在全部藏书里，恐怕只占百分之几吧。
大温公共图书馆的中文书，基本是台湾香港出版的。大陆的也有，属凤毛麟角。比较惊奇的是发现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两部长篇历史小说，一为《汴京残梦》，有关《清明上河图》创作的故事，1997年以李尉昂之名首版，我看到的2011年台北联经版已实名了。另一部为《长沙白茉莉》，有他的史著笔法，还有个人经历体验。民国那一代人，尽管因战乱，耽误不少时间，但感觉其素养，还是比吾等经历“文革”的人强许多。不过学术之余写写小说，加之此前从军，与吾亦同道也。
为配合相关叙述，《汴京残梦》中有好些插图，为作者手绘自《清明上河图》。将此名画产生过程与靖康之变写在一起，再加上画家张择端与帝姬的爱情故事，黄仁宇明白小说怎么写。
喜欢高阳的历史小说，看到一本《高阳评传》（今日读书，商周出版2006，台北，江橙格著），便借阅了。封三贴了个登记卡，于是见此书借阅者甚多。跟我一样，吃到鸡蛋还想看看母鸡的样子。
文艺方面，借了两本皇冠出版：《蔡澜眼中的八婆与美女》，陶杰《砧板上的洗脑宣言》。两人都是香港散文名手，但在大陆不能出版——陶从头到尾在骂国民教育连带当时的梁特首林郑司长；蔡有的太黄或太露吧，如《银座唐吧女》，直写其与性工作者的关系。红与黑，或黑与黄，也是能够畅销的。
更多也更抢眼的自然是社会政治方面的。估计海外华文读者关心大陆形势，此类书出得多图书馆也收得多。共同特点是，都被翻得很破旧了。破旧背后，乃一个个思乡的身影。
在温哥华读书，自然要读大陆不能出版的书。在境外，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陆禁读的书。海外旅居，不仅是为了看不一样的风景，更是为了读不一样的书。只是阅读与出版也有风险，大陆有官员罪状中有读境外书的，香港可能因为卖一本书而沦陷，台湾出版人回大陆似石沉大海。
有些人，属于虽然活着，但没消息了；还有些人，只有死了，才能流出一点情况。
比如谁是司徒华？感觉朦胧。前几年在香港电视新闻的口导里听到开他的追悼会，但因转播时被大陆遮盖，只能估计是个重要人物。在温哥华公共图书馆，看到他的回忆录《大江东去》，总算明白。
世居或久居广东的人，或可笑话我的无知——“老广”们借着地利，早已过足资讯之瘾，现在不关心这些了。
另一位作者，属于前一种情况——虽然当时活着，但没消息了。看到他的《大国沉沦》与《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收入其2006-2008年撰文——这两年乃其相对自由期，即不在收押中。亦可以算是最近的文章了，因为自2008年12月至那时，他失去自由。此前的1989.6-1991.1, 1995.5-1996.1, 1996.10-1999.10, 三次被收押。
算下来，是位跟曼德拉或昂山素季一样的人，其拿和平奖比另一个拿文学奖的让人服气。1980年代，看他批判屈原，振聋发聩，又因其曾与我一位老友往来，想总归有一天或可与他把酒看花。但叹2017年，再次到温哥华期间，惊悉其病逝于中国狱中，比我尚小一岁。
大温可以读书的地方不仅是公共图书馆，很多商店里有书刊专柜，属于较新近出版的。伦敦药店，是各种商店里有书刊卖的一例。其为欧美连锁，品牌老店。顾名思义，大概从卖药起家，后来什么都卖了。想到亚马逊，从卖书开始，后来也什么都卖了。
如果要找老书，可以去二手店。有旧书刊和音像制品，大的甚至有不少中文的。稍小一点的，非英文的放在一处。恍然有世界大同了的感觉。想是经营者认不了那些字，归拢得了。买到繁体竖排本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去斯万家那边》（周克希译），2.99加币，相当于十几元人民币，便宜。专门的中文旧书店则有温哥华唐人街的“良友”，民国时的品牌了。有一些港台翻译的名著，“涉黄”的读物自然也有。一般人读书，无非此两端也。不过感觉更多的是知识类吧。买了一本口袋书——英汉袖珍辞典，其实是为了照顾商家——呆了半小时，不见一个顾客。
去过的几个小镇，总能很容易见到书店，因为其位置都在中心，而且店堂较大。当然店里的顾客不多，卖的也不仅仅是书。感觉越是小的地方，对书越是尊崇。想到从前生活过的那些县城，新华书店确是吾等必常光顾之所。身居乡野多读书，自能与都市平权也。如今互联网上的东西烂了些，不过书也烂了。
专门的中文书店去了一家，即著名的三联，在一个购物中心里，有几百平米场地。很多涉及大陆政治社会的书，其中有的不知现在是否撤下——三联在中港都有。当然也有大陆出版的书。明报版金庸小说是我的爱，只是买不起。《金瓶梅》也做得极精美。
令我比较惊奇的是所居公寓楼里的阅览室。二十几平米的一间房，三面墙贴着十余架书，据说是一些老住户们捐赠的。如此而往，后来的住户应该也会拿书进来。都是英文的，小说居多，在其中找到两本在大陆读过中文的——美国教师弗兰克•麦考特的长篇小说《就是这儿》《安琪拉的灰烬》。顿感世界很小。
温哥华有多所大学，也可以读书。我用女儿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借书证，去了该校的亚洲图书馆。
女儿已毕业，但校友仍享借阅待遇。数量似乎不限，比较匪夷所思的是可续借99次，每次3周，等于无限期了。当然其间如因馆内无藏本了而又有其他借阅者，就会通知归还。
非校友的社会人士亦可借阅，不过规则没有上述那么宽松罢。
UBC所在亦称“大学保留地”，租借于原住民，99年租期（租期到了咋办，不会像香港吧？），在温哥华市的西头，三面临海的一大片地，应有10多平方公里。目前校园仅占地4平方公里，合6千亩，已感觉空旷无比。想到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广州石牌一带，划地万亩，建起“国立中山大学”（即今华南理工大学与华南农业大学所在），其时之大手笔也。
UBC之亚洲图书馆的规模在欧美诸国应可入最大之列，反正进去以后我是呆了，有点儿找不着北的感觉。二楼整一层基本是中文书，一楼和负一层亦有许多。其他多为日文韩文，所以亦称东亚图书馆。已故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哈佛教授何炳棣先生曾在UBC任教，并为该馆采购大量中文书。记得其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里说当年腰缠十万贯（美元），飞到港台，书商们趋之若鹜之情事。
除了藏书，还有目录索引本，期刊合订本，“文革”材料复印本，以及大陆老电影连环画。
很多国内不可能看到的台湾从前的政治类书刊，因为反动得很。国共两党曾经仇恨日久，由出版略见一斑。
借了一本《我在大陆20年》，1970年代台湾出版。乃1950年代初从日本带着工具机床回大陆，后又去了台湾的一位同胞自述。显然经过编辑处理，看看当时国民党如何给民众洗脑。
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看到广东各地的。
一日倏忽，着实有点儿流连忘返。
进门时直扑书库，离开时才注意到门口有几个新书架，看见了柴静的《看见》。她在海外的中文圈影响不小，央视还是能造势的，但也可能只有她海内外通吃。我曾是喜欢她的，《新闻调查》十周年时，去发了个言，表白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