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中医临证解要 - 我的中医人生

一个人为什么会走近中医？
有人因为家学传承，有人因为职业选择，也有人自幼便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熏陶。我却不是这样。
小时候，我对中医并没有多少好印象。乡间偶尔有背着药箱、拿着膏药走村串户的游医，在孩子眼里，他们和真正的“医学”似乎相距甚远。那时候的我不会想到，几十年以后，自己竟会花费许多时间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以及历代医家的著作，更不会想到，中医会成为我理解身体、疾病和生命的一条重要道路。
我与中医真正结缘，不是从书本开始，而是从疾病开始。
人生有时如此：年轻时听不进去的道理，身体会慢慢教给你。
我小时候体质并不强健，也经历过不少跌打损伤。有一次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脚不慎绞入正在转动的车轮，顿时血肉模糊。后来读书、工作，身体又陆续出现过敏性鼻炎、痔疮、肠道不适等问题。最初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病便找医生，哪里方便便往哪里去，并没有什么所谓“中医立场”或“西医立场”。
真正促使我认真学习中医的，是一些疾病反复出现以后产生的疑问：
为什么同一种病，有时轻，有时重？
为什么饮食、天气、情绪、劳累会影响症状？
为什么同样一种药，在不同的时候效果并不一样？
为什么身体明明是一个整体，而我们看病时往往只注意最不舒服的那个地方？
这些问题后来把我一步一步带进了中医。

第一节　我的痔病经历
三十岁左右，我患过比较严重的痔病。
当时内外痔症状都比较明显，于是按照报纸广告提供的信息，到广州一家肛肠专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整个治疗和恢复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对我来说并不轻松。后来痔病又有反复，我先后使用过多种外用药物，但效果并不稳定。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认真查阅中医资料。
今天回头来看，这段经历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是“我找到了一张治痔疮的方子”，而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
治疗疾病之前，首先要弄清楚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中医历代医家对痔病有很多不同认识。
《素问·生气通天论》有“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的记载。后来医家又从湿、热、风、燥、气血瘀滞、脾气下陷以及饮食劳倦等不同方面讨论痔病发生发展的原因。我曾大量摘录《巢氏病源》、李东垣、朱丹溪、陈士铎等人的论述，并列举秦艽苍术汤、秦艽当归汤等古方。
这些材料今天仍有文献价值，但我后来越来越认识到，读古方最重要的并不是把药味照抄下来，而是理解古人为什么这样立法。
例如，有的患者以出血为主，有的以肿痛为主；有人长期便秘，有人却同时伴有腹泻；有人表现为湿热偏盛，有人则有明显气虚下陷。症状同称为“痔”，具体情况却并不完全相同。
这便是中医所谓“辨证”。
我自己的情况尤其复杂，因为除痔病之外，当时还长期受到肠道疾病困扰。一度我甚至把便血误认为结肠炎复发，按照原来的思路处理，症状暂时减轻，不久又出现。后来反复观察，才意识到自己对病情的判断并不准确。
现在看来，这恰恰是一堂重要的医学课：
症状相似，并不意味着疾病相同；个人经验，更不能代替必要的诊断。
便血既可能见于痔病，也可能来自其他肛肠或消化道疾病。因此，持续、反复或原因不明的便血，应当首先明确诊断，而不能单凭自己的经验判断。
当年我在学习过程中曾给自己尝试过许多不同的中药组合，并随着症状变化不断调整。我记录了不少具体剂量。 这些记录对于我个人回顾学习过程有意义，但放在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里，如果没有诊察背景，很容易被误解为可以直接照用的“验方”。
所以在重新整理此书时，我更愿意留下治疗思路，而不是鼓励读者照方服药。
从这次经历中，我得到的主要认识有三点：
第一，疾病的诊断比选择药物更重要。
第二，中医治疗不能只记方子，而应理解寒热虚实、气血升降以及患者整体状态。
第三，饮食、排便习惯、久坐、运动以及生活方式，对某些慢性肛肠疾病的反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古代医家反复强调“调饮食”“慎劳倦”，即使不讨论具体理论，其中对生活方式的重视仍值得今天的人参考。
这次疾病并没有使我成为医生，却第一次让我真正进入了中医的门。

第二节　十三年的鼻炎
如果说痔病让我开始认真读中医书，那么过敏性鼻炎则是陪伴我时间更长的一位“老师”。
1989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进入政府机关工作。那以后不久，便开始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塞等症状，严重时嗅觉也受到影响。这种情况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多年。其间我看过不同医生，也接受过多种治疗，有些能够暂时缓解症状，却没有使问题完全消失。这种鼻塞前后延续约十三年。
今天医学所说的过敏性鼻炎，可以表现为喷嚏、鼻痒、清水样鼻涕和鼻塞，也可随季节、环境和过敏原暴露发生变化。
传统中医没有“过敏性鼻炎”这个现代疾病名称，但古籍中有“鼻鼽”“鼻渊”等相关病证记载。
我第一次真正被中医的整体观念吸引，也与鼻炎有关。
中医看鼻病，并不仅仅看鼻子。
传统理论认为“肺开窍于鼻”，同时又会进一步观察脾、肾、气血、寒热以及外界风寒湿热等因素。我曾从肺、脾、肾三方面讨论鼻鼽，并使用过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传统方剂。
当年这些理论给我的最大启发，并不是“鼻炎就是肺虚”这么简单，而是让我开始观察：
什么时候最容易发作？
天气变化有没有影响？
睡眠不足以后是否加重？
精神疲劳、饮食和环境有没有关系？
流的是清涕还是浊涕？
身体同时怕冷还是发热？
这种观察习惯后来一直影响着我。
我也阅读过李冠仙、郑钦安等医家的鼻病医案，从寒热、外感、内伤等不同角度理解自己的症状。
真正值得写下来的，是另外一件事。
2003年，我移居澳大利亚。不久以后，有一天走在悉尼公园里，我忽然闻到了花香。
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瞬间。
可是对于鼻子长期堵塞、嗅觉时好时坏的人来说，重新闻到花香竟然使人产生一种久违的喜悦。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感觉。我记下了这个细节。
我的症状后来明显改善。
究竟有多少来自环境改变，有多少来自生活方式，有多少来自我曾经采用的治疗方法，很难用一次个人经历精确区分。我不再愿意简单地把结果归因于某一个药方。
但这段经历使我更加确信：
疾病往往发生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之中。
居住环境、工作环境、空气状况、睡眠、运动以及长期精神状态，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健康。
中医所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至少提醒我们：不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的生活环境中抽离出来看。

第三节　疫情中的一次健康经历
2020年初，我在纽约工作。
那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迅速蔓延。3月份以后，纽约的气氛骤然改变。街道空了，办公楼空了，机场也变得异常冷清。我原定于4月初返回澳大利亚，却在美国国内转机过程中遭遇国际航班取消，只得重新寻找回悉尼的路线。
那几天的经历，至今想来仍像一场梦。
在纽约乘地铁前往机场时，往日熙熙攘攘的交通枢纽显得异常寂静。抵达肯尼迪机场以后，巨大的航站楼几乎没有乘客。后来从纽约飞往达拉斯，一架拥有三百多个座位的飞机上只有寥寥几名旅客。到达达拉斯后，我才知道原来预订的国际航班已经取消。
第二天，我终于找到另一条路线，经丹佛、旧金山返回悉尼。
就在达拉斯机场等候期间，我突然出现腹泻、肌肉酸痛、咽部不适、胸部紧张和短暂呼吸急促等症状。当时正值疫情最令人恐惧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便是：
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人在紧张环境中，对身体的每一点变化都会格外敏感。
我一面戴好口罩，与其他旅客保持距离，一面观察自己的情况。当时因为长期学习中医，我也服用了一些自己随身携带的中成药。登机以后症状一度缓解，我最终顺利抵达悉尼。
抵达澳大利亚后，我按照当时规定进入酒店隔离。
隔离期间又出现过疲劳、腹泻、发热感、心跳加快以及短暂呼吸不适。我按照自己当时对中医“湿”“寒”“阳气”等理论的理解，服用了家人送来的汤药，也多次向隔离点医务人员报告身体状况。
那时候，我确实相信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
可是后来政府安排检测，结果是阴性。
所以今天重新写这一段，我必须把事实说清楚：
我当时出现了一组令我怀疑新冠感染的症状，但没有得到实验室确诊，后来检测结果为阴性。
因此，我不能据此声称自己“用中药治愈了新冠”。
这是我重新审视这本书以后特别愿意修正的一点。
原来的我更看重自己的身体感觉和中医辨证；今天的我则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个人感受可以帮助医生了解病情，中医的舌脉和症状观察也可以提供一种传统医学的分析框架，但对于传染病是否感染某种病毒，仍然需要相应的医学检测作为重要依据。
这次经历真正留给我的，不是哪一张“抗疫方”，而是另外几件事。
第一，人在高度恐惧之中，很容易把自己的判断当成事实。
第二，在未知疾病面前，经验、理论和检测都各有边界。
第三，中医辨证可以成为认识身体的一种方法，但不应代替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和现代医学检查。
第四，无论采用哪一种医学，都必须把患者安全放在第一位。
经过那段特殊时期，我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句话，有了比以前更加切身的认识。

第四节　我是怎样学习中医的
我第一次正式买中医书，是二十一岁左右。
大学毕业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以后，有一次逛广州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中医理论基础》。闲暇时便躺在宿舍床上翻看。那时候只是觉得新鲜，很多地方似懂非懂，并没有想到以后会真正深入学习。
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偶尔也读一些中医书，但真正系统学习，已经是很多年以后。
进入中年以后，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越来越多，我开始以更加认真的态度研究中医。
我陆续听过多位中医院校教师和医家的课程，也系统阅读过《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温病学》等教材，并把学习重点逐渐转向《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历代医案。我曾经详细记录了这段学习过程。
学习越深入，疑问反而越多。
这不是坏事。
最初学习的时候，人往往喜欢寻找一个“标准答案”。后来慢慢发现，中医学发展了两千多年，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医家形成了许多学派。
刘完素重火热；
李东垣重脾胃；
朱丹溪重养阴；
张从正善攻邪；
张景岳重温补；
叶天士、吴鞠通发展温病；
郑钦安又特别强调阳气。
这些观点有时互相补充，有时又彼此争论。
如果只读一家，很容易把一家之言当成整个中医。
所以我逐渐明白：
学医既要有宗，也要能通。
所谓“有宗”，是知道自己理论的根在哪里；
所谓“能通”，是不把任何一位医家的经验变成不可怀疑的教条。
我过去曾经对现代中医教材有不少激烈批评，认为教材过厚、内容重复、辨证分类容易使初学者机械地“对号入座”。这些批评中有一些值得继续讨论，但我现在不愿意因此简单否定中医学院教育。
现代中医学教育面对的任务与古代师徒传承不同。
既要教传统理论，也要培养临床能力；既要读古籍，又必须了解现代解剖、生理、药理和疾病知识。教材庞杂，有它的问题，也有时代造成的原因。
真正重要的是，学生最终不能停留在背诵教材。
临床中的人不会按照教科书的顺序生病。
症状也不会总是整齐地落在某一个证型之中。
因此，经典、教材和临床三者缺一不可。
读什么书
如果有人问我，中医应该怎样入门，我今天会给出比过去简单得多的答案。
先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诊断方法，再读经典。
《黄帝内经》帮助理解中医的整体观、阴阳、脏腑、经络和疾病观；
《伤寒论》《金匮要略》帮助理解怎样从证候落实到治法和方药；
《中医诊断学》训练望、闻、问、切及辨证；
《中药学》和《方剂学》建立用药基础；
以后再根据兴趣进入内、外、妇、儿、针灸等临床领域。
古代入门书中，我个人比较重视陈修园《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程国彭《医学心悟》，以及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等。
但书读得多，并不自动等于医术高。
清代陆懋为《仿寓意草》作序时强调，临证不能离开读书；这个道理我十分赞同。另一方面，仅仅读书而缺乏临床观察，也很容易成为纸上谈兵。他说，“惟读书多乃能辨证，亦惟读书多乃能用方”。
所以真正的学习过程，应当是：
读书——观察——实践——反思——再读书。
如此循环。
医术之外，还有医德
学习中医以后，我越来越敬重孙思邈《大医精诚》。
医术固然重要，但医学面对的不是木头石块，而是有痛苦、有恐惧、有家庭、有尊严的人。
孙思邈强调“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同时又强调“大慈恻隐之心”。
真正的医生，应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限度。
不懂的病，应当承认不懂；
需要转诊的，应当及时转诊；
有危险信号的，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医术而耽误检查和救治。
越学习医学，我越觉得一个字重要：
慎。
诊断要慎，处方要慎，谈疗效要慎，写医书更要慎。
这也是我今天重新修改此书的原因。

第五节　从历史中认识中医
学习一种医学，不能完全脱离它的历史。
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医”，并不是某一天由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完整体系，而是在漫长历史中不断积累、争论、修正和发展的结果。
早期中国医学与巫术、祭祀、经验疗法彼此交织。随着社会发展，医学逐渐形成独立知识体系。先秦至秦汉时期留下的医学文献，为后世中医学奠定了重要基础。《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张仲景医学体系，在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以后，中医学不断分化发展。
王叔和整理脉学；
皇甫谧总结针灸；
葛洪重视简便实用的急救方；
陶弘景整理本草；
孙思邈汇集唐以前医学经验，并以“大医精诚”确立医德典范。
宋代以后，政府主持医书整理、医学教育和药物管理，中医学知识得到进一步系统化。原稿特别介绍了宋代校正医书、针灸铜人和本草整理等历史。
到了金元时期，医学争鸣尤其活跃。
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分别从火热、攻邪、脾胃、滋阴等方面发展自己的理论，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他们最大的意义，也许并不是让后人选择其中一派永久追随，而是告诉我们：
医学可以争论。
面对同样的经典，不同医家可以因为临床经验不同而形成不同解释。
明清以后，温病学、本草学、妇科、外科、医案学等继续发展。李时珍整理本草，张景岳建立自己的辨证和方药体系，叶天士等人发展温病学，王清任通过实际观察重新讨论人体脏腑和瘀血问题。近代张锡纯等医家又开始主动面对西方医学，希望在中西医学之间寻找新的沟通方式。我曾特别提到张锡纯“衷中参西”的道路。
我越来越喜欢从这种角度理解中医史。
中医从来不是一块凝固不动的石头。
如果古人从来不怀疑前人，也不会有金元四大家；
如果后人只会背诵经典，也不会出现温病学；
如果王清任不敢怀疑旧有脏腑图，也不会有《医林改错》。
所以真正的“尊古”，并不是认为古人句句正确。
古代医家自己也不断争论，不断纠正前人。
我们今天继承中医，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尊重经典，但不神化经典；
重视经验，但不把经验冒充证据；
学习前人，也允许后人提出新的问题。
这大概才是医学能够继续向前走的方式。

结语　疾病是我的第一位中医老师
回头看自己几十年来与中医的关系，我并不是因为立志成为医生才学习中医。
恰恰相反，是身体一次又一次出现问题，逼着我去读那些过去看不懂、也不太愿意看的书。
鼻炎教我观察环境；
痔病和肠道疾病教我认识辨证的重要；
疫情期间那次未能确诊的疾病经历，又教我明白个人判断的局限。
后来读得越多，我越发现，中医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只是药方。
它更像一种观察生命的方法。
看一个病人，不只问“患了什么病”，还要问：
什么时候开始？
寒还是热？
睡眠怎样？
饮食怎样？
二便怎样？
情绪怎样？
疾病发生以前，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有些属于传统中医的语言，有些今天也已经成为现代临床问诊和生活方式医学所关注的内容。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疾病发生在一个完整的人身上。
但另一方面，一个完整的人，也不能被任何单一医学体系完全概括。
现代医学有它的知识和技术优势；中医有它长期积累形成的理论框架与临床经验。一个真正为患者负责的人，没有必要先替某一种医学争输赢，而应该先问什么对患者最合适。
我早年学习中医，常常急于寻找“真理”，也喜欢判断谁对谁错。
如今重新整理这些文字，我反而更加珍惜“不确定”三个字。
不知道，可以继续学习；
有疑问，可以继续求证；
前人的话，可以尊重，却不必句句照搬；
自己的经验，可以记录，却不能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便成为普遍规律。
从二十一岁偶然买下第一本《中医理论基础》，到后来阅读《黄帝内经》《伤寒论》、历代医案，再到接触临床，这条路走了很多年。
我仍然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学习者。
也正因为如此，才愿意把这些年读过的书、走过的弯路、疾病带给我的教训和一点所得整理出来。
如果它能帮助后来学习中医的人少一些门户之见，多一点独立思考；少一点神秘化，多一点临床求证；在喜欢传统医学的同时，也懂得尊重现代医学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和检查手段，那么我这些年的疾病和读书，就都没有白费。
我因疾病而走近中医。
后来才发现，中医最终教我的，不只是怎样认识疾病。
它首先教我重新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