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欧游

1. 海峡：“围墙”或“护城河”
在柏林腓特烈大街车站，我与苏蔓踏上去往勃兰登堡机场的轻轨。车厢外是渐渐远去的、被历史缝合的城市，接着要开启的是夏日欧游的又一个前方。
从柏林飞往伦敦，飞行时间不过两个钟。那抹窄窄的水面——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本想拍一下的，一不留神就在机翼下掠过了。这道最窄处仅34公里的水域，曾是罗马人跨过的天堑，也是维京人南下的航道。它是屏障，护住了不列颠人的下午茶；也是摇篮，养出了他们的岛民精神。而今，在飞行世界里，不过像一道围墙，或一条护城河。如果把国家看作城市的话——还真有类似的看法，历史学家麦克法兰说，整个英格兰就是一个大城市，大海就是它的围墙。
“蔓蔓，现在常说的城乡一体化，很早以前，英格兰已然实现。”舷窗外已是被海风梳理得平平整整的英伦大地，我转过头对她说，“这个岛国，俨然是现代世界的雏形。日本、澳大利亚，甚至北美，也是在精神上迥异于欧亚大陆的岛国。”
“林老师，有人说从卫星上看，欧亚大陆是一张宽宽的脸，英国和日本是挂在上面的两个耳朵。那咱们现在是钻进它的左耳洞里了吗？”苏蔓正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抬头跟我说。
“呵呵，做这个比喻的人，整天都在琢磨世界地图。”
一路上，我不停的说话、拍照，她专注于倾听、观察，可能只在航班上或住宿处，以文字记录这一行吧。我的经验，只要不断拍照，就是一种记录，以后根据照片附带的时间地点，便可以清晰准确地回想起行程中的几乎一切。假设如果录下自己说的话，那么行程结束，语音转文字，立刻就能完成一部游记的初稿。当然，我没这么自恋，也没这么新潮，可是已经到来的AI时代，甚至只要给它一个旅行计划，一部几可乱真的游记，可能就会生成。我还是老派文人，笃信慢工细活，加之愚钝，8万字的游记《夏日欧游》写了好几个月，另一部20万字的《认知北美》，仅仅增补，便费去几年功夫。有些风景，图比文字有感觉；但有些认知，非文字不能抵达。在我，写作过程也是建立认知的过程。认知不是在旅行时一蹴而就的，需要反刍、回味、比较、联想。
至于苏蔓在想什么，我确实不知道。年轻人，在寻找属于他们的独立航线吧。

2. 快闪：私人定制的伦敦漂移
落地伦敦希思罗机场（Heathrow）5号航站楼，空气里透着一丝湿润的气息。
航站楼大厅外，平地上冒出的喷泉方阵在夏日阳光下起起落落，像在举行一场无声的仪式。我点上一支烟，拍了个动态，向远方报平安。女儿几乎秒回：“喷泉在跳舞，伦敦欢迎你！”
“她在盯着我的行程。”我把手机屏幕给苏蔓看，多少有点儿“凡尔赛”。“这种时刻关注的温情，有时候是牵挂，有时候也是一种无形的围栏。”
“以前我觉得这种‘盯着’是枷锁，就像我父亲对我那样。但这一路走来，我发现，如果这种注视基于理解，那它就是一种爱。”苏蔓递给我一杯咖啡，在我吸烟那会儿，她返回大厅买的。
还是报了个团，名为“英伦风行”。行程十日，想到薄伽丘的《十日谈》。
“林老师，我们又要‘跟团’了吗？”苏蔓拖着行李箱，看着那辆等候在机场东北角的商务车，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
“这次是私人定制，牛津剑桥都去。”
“好啊好啊！”苏蔓欢呼，“我原本以为两家只会去一家呢。”
“‘英伦风行’旅行社，名称也好，风一般地刮过，享受一下走马观花的快感，不是巴黎的艰苦长征哦，是真正的‘一日看尽长安花’。”没了此前所有行程设计的“心怀鬼胎”，我可以坦荡面对苏蔓了。
伦敦的“风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位名叫张梅的导游。她不仅与我的小妹妹和一位同事同名，更有一手“风一般”的车技。
这位像风一般的女子，娴熟地操纵着右舵的商务车，在伦敦迷宫般的窄巷里，在泰晤士河两岸，在这座古老帝国的中心，上演了一场“极速前进”般的“快闪”。
“小苏，林老师，坐稳了，我们要去追马队。”张梅转动方向盘，“风之车”在泰晤士河岸边轻巧滑行。我们像是坐在潜水艇里，透过车窗观察这片名为英伦的海。
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高大，到白金汉宫的华丽，从大本钟与国会大厦的辉煌，到特拉法加广场的喧嚣，大英帝国旧日的风范，历历在目。赶在换岗的马蹄声响起，商务车穿过唐宁街，抵达骑兵卫队总部（Horse Guards）。
坐在右舵车的副驾驶位上看伦敦，有一瞬间的感觉不太习惯。张梅以一种近乎杂耍的姿态，在伦敦窄小的街道和密不透风的集市间闪转腾挪。我拍到了伦敦眼转动的轨迹，拍下了驶过伦敦塔桥的每一秒。窗外掠过巴特西公园，好久没来伦敦了，而且，好久没有如此风行了。老夫聊发少年狂，不免跟着年轻人兴奋起来。“特种兵式”的打卡虽然急促，却也有一种呼吸到英伦气场的快意——伦敦的金融城，表面上是千年不变的石头建筑，骨子里却是快得让人眩晕的全球流动。
在伦敦这种世界级大都市，出行最麻烦的就是交通。比起巴黎那家爽约凡尔赛宫的旅行社，“英伦风行”显得极为大度——说哪怕只有一位客人，接送机也会安排得如同皇帝出巡。而张梅，就是出巡大戏里的灵魂人物。她把我们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那密不透风的人堆里，自己去找感觉几乎不存在的停车位，然后又像变魔术一样，按约定时间出现在我们面前。
“梁朝伟说闲了就来这儿喂喂鸽子，”在特拉法加广场，苏蔓指着飞过纳尔逊纪念柱的零星的几只鸟儿，“鸽子呢？”
“政府派了驱逐鸽子的猎鹰，也不让人喂食啦！”张梅说这一带到处限制停车，领着我们步行，一路匆匆。
“林老师，您说过，古希腊人以鸟象征风，风还在，鸟没了。”
“前几年说在风口上，猪都能飞，我那个年代说，鸡毛能够飞上天。苏蔓，你看我们现在，像不像飞上天的鸡毛？”
苏蔓开怀大笑，这是她从巴黎“偶遇”以来最放松的时刻。在狭小的车厢里，那种“超越世俗”的氛围浓郁得近乎凝固。没有了旅行团的喧哗，没有了监督者的侧目，只有两个灵魂，在伦敦的人车洪流中，并肩漂移。

3. 食色性也：唐人街与西区剧院
从特拉法加广场，途经国家美术馆，我们步行到了伦敦华埠。
无论在哪个国度，去唐人街向“润学”前辈致敬，已成了我的某种刻板。伦敦的唐人街，藏在西敏市的苏豪区（Soho）。
Soho这个词，在西方世界曾是“娱乐场”的代名词。莫扎特和马克思都在这儿混过，艺术与革命的幽灵徘徊在伦敦。北京也有Soho，潘石屹做的商业办公区，可能是“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缩写的本意，跟艺术家没什么关系。不过纽约、香港的还是娱乐场或艺术、时尚与美食街。
伦敦的唐人街并不大，核心在仅有百余米长的爵禄街（Gerrard Street）。比起温哥华或纽约，这儿的特点是干净。小有小的好处，前两处都太大了。临近的菲利夫街（Frith Street）则跟我原来的专业有关——电视的发明者贝尔德，曾在那儿演示电视的诞生。
两座牌楼，一溜红灯，西式的建筑骨架里塞进了一颗中国心。张梅带我们吃了一顿地道的中餐，三个菜三只点心，八十多英镑，折合人民币近八百。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界，吃的家乡味，付的“帝国价”。
吃饱了才有心情琢磨牌楼上的对联，“伦肆遥临英帝苑 敦谊克绍汉天威”，说的是这儿离白金汉宫不远，跟英国人民要友好相处并发扬光大中国精神。
“在苏豪区这种地方挂这么多灯，总让人觉得这儿不仅卖烧鸭，还卖点儿别的。”看着满大街晃眼的红灯笼，苏蔓坏坏地说。
也对，我有一丝尴尬的感觉。在英语语境里，“红灯区”与Soho的底色本就暧昧不清。“润学”前辈们从伦敦东部码头区一点点挤进这帝苑旁边，不容易。活下去就是最大的美学，所以可以打点插边球。走出去不远，高大的教堂前脸，挂着“伦敦中华基督教会”的招牌。这种冲突感，或许才是唐人街最真实的面相。
步出唐人街，便是与纽约百老汇齐名的“西区剧院（West End theatre）”。当然，这儿的历史比纽约久远得多。17世纪中期，这儿的剧院开张了，当时的纽约，还是个叫“新阿姆斯特丹”的小村庄。中国，则是明清换代之际。
剧院林立，人流如织，跟唐人街那么多的中餐馆，不免类比——“民以剧为天”，也不是不可以，从古希腊至今，向来如此。经过那家首演《哈利波特：被诅咒的孩子》的皇宫剧院，看着剧迷们兴奋的面孔，这种对戏剧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即便是我这一代中国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牛鬼蛇神，但还有八个样板戏。伦敦的风，吹过了历史的尘埃，也将传统吹进了现代文明。
“你在上海，周六晚上是加班写PPT，还是看戏？”我多少有些好奇年轻职场人的闲暇生活。
苏蔓沉默了。我想，在她的生活里，戏都在职场演完了，回到家大概只想把自己调成静音模式。
“林老师，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被诅咒的孩子’，被职场诅咒，被成功诅咒。”苏蔓看着皇宫剧院门前的人头攒动，“现在我觉得，我可能是走错了剧场。”

4. 绕不过去的大英博物馆
下午两点到四点，风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暂停。
对于旅行，我有一种“阿Q式”的哲学：世界太大，人生有涯，顺其自然即可。我不遗憾没能进“诗人角”去凭吊莎士比亚，也不眼红那些进过议会厅看首相答辩的人，但大英博物馆是绕不过去的。它不是一座英国的博物馆，它是浓缩的人类文明的陈列室。
在眼花缭乱的馆藏中，我寻找所谓的“三宝”——
埃尔金石雕（Elgin Marbles），从雅典帕特农神庙（公元前5世纪）硬生生拆下来的残件，以拆它的人命名。曾在雅典卫城的阳光下，看过它们横亘一地的基座，现在这儿长厅的灯光下，掐着对手咽喉的半人马虽然无人喝彩却也没被烧成石灰。
罗赛塔石碑（Rosetta Stone，公元前196年），这块黑色玄武岩是破译古埃及文明的钥匙。碑上的三种文字，记录了托勒密五世的“善行”，最有价值的是由已懂的古希腊文比对认知了另两种失传的文字。两千多年前，人类已经在解决“巴别塔”带来的语言障碍问题，所以今天有苹果电脑翻译软件Rosetta的致敬。不过，罗塞塔倒不是以最初的获得者命名，它是在埃及被发现处的地名。
至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因为每年仅展出六周，这回又没赶上周期，看来终究无缘得见真品。关于馆内的中国文物，网上那句“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着走出大英博物馆”流传甚广，但国内博物馆藏品被当作赝品而贱卖的新闻也不胫而走。看到一面似九龙壁的瓷墙，还有专门的中国瓷器展室，如果当年没有人把这些东西抢走买走或偷走，它们在动荡的岁月里，是否真能获得比现在更好的归宿？
“林老师，你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注意到那块广告牌了吗？”应该是罗塞塔石碑上的三种文字，让苏蔓想起了那茬儿。“Together, Let’s focus on courtesy，让我们一起注重礼貌，翻译成了‘众志成城文明行动’，罗塞塔别是那样的吧。”
小姑娘鬼马的要死，让我无可奈何，只好说，“就算是吧。第一种古埃及象形文，应该是一种权力显现，以下两种，谁掌握了翻译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象征性地看过“三宝”，还看什么？在仅仅只展出极少的但也可称得上浩瀚的藏品面前，需要选择。
看“时间”——谁的时间够长，我在埃及馆停留了够久。缺了下巴的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少了一部分头冠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在聚光灯下俯瞰着熙熙攘攘的游客。这些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的文明残影，依然保持着令人敬畏却也温暖的人间表情。
特意去了在地下的非洲馆。感觉这儿的藏品似乎与伦敦以及纽约街头那些鲜活的、呼吸着现代空气的面孔更合拍。当代艺术与设计从非洲学了或“山寨”了很多，可能这才是大英博物馆浓缩的人类文明里最动人的部分。

5. 闲闲的旅程
“英伦风行”旅行社的“十日游”，算下来实则是场有趣的数字游戏——首尾为接送机，这就减去两日；行前回到伦敦，由客人自行安排，这又减去一日。因此小费只收七日，加之主客双方都很放松，于是皆大欢喜。并且，于我而言，七日正合适，十日或为极限了。
大学时听老师讲过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虽没细读过，但“坎特伯雷”这地名在耳边响了大半辈子。本想去领略一下全英大主教的座堂风采，但想意大利的教堂已看成了“审美疲劳”，不如就在大伦敦的街头巷尾走走。好在不管我怎么想，苏蔓就是一句“听您的”。
这回私人定制，除了非去不可的湖区与爱丁堡一带，基本上以伦敦为轴心。因此有三四天都住在城里，如此而每日在远郊与市中心来来往往，算是看够了伦敦的层层纹理。商务车的车窗，成了我们观察这座超级都市的最好机位。
伦敦的现代感很有趣。她不像巴黎，被古典的厚重压得抬不起头；也不像柏林，总在执着于“复兴”与“修补”；更不像国内那些另起炉灶的新区，缺了底蕴与根基。英国人在旧制度的坛子里，酿出了最现代的酒。伦敦在老城的肌理上如涟漪一般绽开，像春笋一样生长。稍有遗憾的是那些被戏称为“小黄瓜”、“起司刨”、“对讲机”的摩天大楼，只能远眺，没有时间进去喝杯下午茶。
“林老师，回国我请你去上海浦东的‘开瓶器’好了。”苏蔓看我盯着那些楼，笑着说，“还有‘打蛋器’‘注射器’，所谓‘厨房三件套’，咱都去逛逛。”
“浦东那几座高楼，要在外滩看才像这些东西。”被丫头看出了心思，我有点儿不好意思。“这‘开瓶器’，‘打蛋器’，还有‘起司刨’，金融家建筑师的梦想，落地都成了一套厨房用具？”
“是啊，人的理想、打拼，说到底，不过是回到家，回到厨房，享受家庭生活而已。”这姑娘，通透了。“下回再来，我要像在柏林一样，自由行，订房的圆心在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与伦敦城（City of London）之间。”
“是的，前者藏着古典的灵魂，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后者则是现代的‘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弹丸之地的世界金融中心。”
以伦敦为轴心的行程意外地宽松。张梅说，上下班高峰，咱不凑那个热闹。于是每日晚出早归，感觉上车是上班，下车即为下班。早早晚晚，都能在住处周边闲闲地散散步。尽管没住在西敏市与伦敦城之间，苏蔓与我，还是能行至海德公园，在演说角听一阵清风；遛往帕丁顿，看一眼号称“小威尼斯”的水道；往回走时，再拐到圣玛丽医院，那是威廉与哈利王子出生的地方。这种碎片化的自在，正慢慢冲刷柏林积攒的冷峻。
这样的旅行，我喜欢。

6. 迷失在牛津
出了伦敦西郊，一小时车程抵达。闲闲的，我们来到了牛津（Oxford）。
借一篇小说标题的句式——当我们在谈论牛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Town and Gown”，到了牛津，的确分不清哪儿是“Town”（城镇），哪儿是“Gown”（礼袍，指代大学）。满眼哥特式的尖顶，夹杂一两座罗马复兴式的圆顶，这所诞生于1096年的英语世界最古老学府，看上去更像一座肃穆的中世纪古镇。
我和苏蔓穿行在宽街（Broad St）与高街（High St）之间。路北是著名的贝利奥尔学院，那里出过多位英国首相与政界人物，不过我知道的还是“经史”名流亚当·斯密、汤因比。往南走过号称地标的拉德克利夫广场圆形图书馆，便是王后学院，这儿出过天文学家哈雷、哈勃与互联网创始者蒂姆·伯纳斯-李。
“怎么看不到学生和教授啊？”走在宽街上，只见穿着连帽衫、拿着冰激凌的游客，想象中那“精英治世”的气场，没有感受到。苏蔓有点儿失望。
“难道咱俩不像吗？”我跟她打趣。不过确实，没有一所学院的门是开着的，应该是放暑假了。
牛津的39个学院、4个学部，这种“书院联邦制”跟中国的大学截然不同。我们习惯了集权式的大学管理，而这儿，可以说是几十个独立学院的联合体。比如出政客的贝利奥尔学院，1263年建立，当时牛津只有两三个学院，还没有牛津大学的说法。就像美国，先有乡镇自治，然后才有州与国，哈佛那时也不叫大学，叫学院。
也跟我的专业有关，中国新闻界的先驱王韬，1868年受邀在牛津演讲，那是中国文人与这所名校在近代的交集。更早则有我的江苏同乡南京人耶稣会士沈福宗，1687年就在博德利图书馆整理中文古籍了。可真正到这儿读过书的名人，除了钱钟书，我脑子里竟搜罗不出更多。这地方对于中国学子来说，感觉比较神秘，似乎显得既关系不深，又讳莫如深。
以我的经验，即便寒暑假，老师可能在自己家里写作或外出开会，学生还是会有在校的。于是往深处去，结果看到了山寨自威尼斯的“叹息桥”，牛津最老的几所学院之一赫特福德学院的标志。这儿出过一个重要人物，《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英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建立起真正的联邦政府，与他强调的中央集权学说有关。不过，于我而言，“利维坦”一直是个可怕的概念，几乎是暴力与魔鬼的同义词。
在牛津，因为在一个多岔路口上，那座殉道纪念塔（Martyrs’ Memorial）便成为旅人最方便也最容易说明白的集结地。1550年代，先后三位新教的主教被世称“血腥玛丽”的女王处以火刑。近三百年后，牛津为他们建了这座塔。
殉道塔没有护栏，塔基台阶上坐着休憩、打尖的游客，历史便被坐在了屁股底下。基督教的新旧之争，在欧洲历史上流了太多的血。新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在我们这些无神论者看来，不过是对宗教的改良，而历史在改良中发展，还是比革命带来的损害强吧。英国的亨利八世为了停妻另娶而改宗，法国的亨利四世为了统治安稳而妥协，是一种帝王的无奈，但新教徒远走新大陆，则是一种民众的抗争。
“林老师，您说那些主教为什么要跟强权较真？”苏蔓抚摸着粗糙的石块，“如果换做我，可能早就签了‘悔过书’，回我的西敏市过安稳日子了。”
“所以你成了苏总监，我赖活到现在，而他们成了殉道者。人在屋檐下，难得糊涂，但总有那么几个人，觉得有些‘基本的东西’比温饱更重要。如果这个世界全是你我这样的聪明人，那中世纪到现在都不会结束。”
说归说，其实我常常觉得，在强权与大势面前，个体的挣扎往往是无望的。在鸡蛋与高墙的斗争中退避三舍，或许是比“殉道”更实在的生存哲学。
“您说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温饱之余能帮助他人，就是活着。这句话，比牛津所有的成就都让我心动。林老师，我以前追求的是‘卓越’，现在我觉得，能追求‘体面的平庸’，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修为了。”
苏蔓这么说，无疑让我高兴。“耳顺”之年，亦不免俗。
逆时针转了牛津一圈，大概看出了哪儿是“Town”哪儿是“Gown”。与想象中那些穿着礼袍的学者相比，在熙熙攘攘的游客面前门户大开、经营着自己生活的城镇店铺，让我觉得更亲切一些。

7. 重温旧业康河畔
如果说牛津是一座肃穆的古堡，那么剑桥（Cambridge）则是一个灵动的“玩家”。2023年夏天，当我沉湎于康河（River Cam）水色时，心头浮现的是八年前在美国波士顿的剑桥考察哈佛与麻省理工的往事。如今，算是寻到源头了吧。
剑桥是好玩的，甚至有些“狡黠”。司机兼导游张梅带我们去了那座著名的数学桥（Mathematical Bridge），它的构造逻辑与中国的榫卯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支撑其的都有几何原理。
“林老师，这儿流传着一个故事，”张梅指着那座木桥，“说是有学生拆了它想研究结构，结果再也装不回去，最后只好钉上钉子。其实，钉子是本就有的，故事不过是让我们这些导游多了些谈资。”
“天坛祈年殿也有钉子，不过是为了挡住可能下滑的琉璃瓦。”我想起曾经琢磨过的中国古代建筑。
不远处的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图书馆外，那只巨大的圣体钟（Corpus Clock）上的蚱蜢在不知疲倦地爬行。钟的下面有句拉丁文，翻译过来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是的，包括我曾对苏蔓的感觉。
“林老师，香港的草蜢乐队知道吗，是不是受了这个钟的启发？”苏蔓年轻，联想到的就是不一样。
“这个钟比它晚，2008年才做出来的。不过也是明星，霍金给它揭的幕。”尽我所知，但不能告诉她那句拉丁文的意思。“剑桥也耐不住寂寞，时不常要玩点儿花样吧。可能是基督圣体学院出的钱，别看这个学院在剑桥大学最小，但最富。”。
接着，我们去拜访“三一学院”那棵著名的苹果树。尽管心知肚明那是“假冒”的，但在科学圣殿前，我们都愿意当一回爱听故事的孩子。数学桥、圣体钟、苹果树，这剑桥“三宝”，大概就是为了满足世人对天才的想象而立的。
“林老师，您说咱们是不是太好骗了？”隔着围栏，苹果树愈发显得幼小。“牛顿已乘黄鹤去，空留游客拍照忙。”
“不仅好骗，还乐在其中。说数学桥没用钉子，圣体钟的蚱蜢在吞噬时间，再种棵小苹果，剑桥很聪明，它知道大众不需要懂麦克斯韦方程组，只需要一个能发朋友圈的故事。”
“呵呵，成了营销手段啊。”苏蔓让我给她拍一张以苹果树为背景的照片。
“不过，也是一种教育吧。从这儿毕业的人，学会给投资人讲宏大的叙事，给用户编织精美的梦境，就像这棵树一样，真伪难辨。”我按下了快门。
镜头里的苏蔓，给我的不仅是青春，还是我悬在心头的一件事的解决方案——自从在米兰中央车站甩掉“墨镜”观察员后，一直不知怎么跟苏先生交代。惰性至此，终于有了——我收起手机，从背包里拿出莱卡，我要拍点儿如今流行的快闪片与短视频，发给苏先生，用最能抓住本质的影像，让苏先生看到他心爱的女儿当下的精神状态，从而让他丢掉担心并彻底放心。
说来可笑，尽管也编导过几部纪录片，但教学与研究毕竟是我花费时间更多的本业。在大学课堂里，我讲授过《直接电影的伦理》或《格里尔逊的诗意现实主义》，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影史经典，还写过《西方纪录电影与中国电视》《被遗忘的影像》等等论文论著。现在，可以看看你这个满嘴与满纸的纪录电影教授与学者的实操能力了。尽管你不是那种成天混迹片场的职业工匠，但你是一位“带着手术刀般眼光的理论家”。在学术界，有人说你“实操较少”的背景，意味着你拥有极高的审美眼光和艺术洁癖，只是过去一直缺乏一个让你愿意“弄脏双手”去拍摄的动机。
我把相机带子缠在手腕间，把莱卡预设在了“超焦距”状态，这样可以利用景深覆盖大部分拍摄范围。
康河水波粼粼，游船穿梭，苏蔓跳上了一条船，还想去抢船主手中的撑篙。我没有举起相机，也没有对焦，只是把手中的镜头甩向她，同时按下了快门。
这是最纯粹的“下意识”抓拍，是所谓“智性瞬间的狩猎”，是我在课堂上讲过许多遍的世界纪录电影大师的手法。回放时，我听到了猎猎风声以及远处徐徐传来的唱诗班排练声。
苏蔓坐在国王学院后花园的草坪上时，我又“偷拍”了几张。对面是缓缓流过的康河，她没有在看风景，而是低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画着什么。一阵风吹过，几张散页纸乱了，她伸出已经踢掉了鞋子的赤脚，踩住纸，手里的笔没停。
极其轻微的几下“咔哒”，徕卡特有的布帘快门声，淹没在撑篙的击水声中。
回看成像，前景几朵虚化的野雏菊，中景是她专注的侧脸。阳光穿透她的眼镜片，在眼角映出一小块光斑，顺着她的赤脚看去，有一个撑篙人模糊的身影。我很满意，可以做《国家地理》或《时代周刊》上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人物素描吧。
发给苏先生时，我留了个言：“老苏，康河边，她已不需要导游，她在与自己对话。”我知道，对付苏先生这种懂艺术的家伙，任何精致的修饰都会被视为“表演”。只有这种充满颗粒感、不设防、甚至是凌乱的真实，才能证明苏蔓已经彻底进入了一种他无法干预的思维境界。
看着岸边的“燕京”餐馆，想到2015年，当时在哈佛访学的老朋友胡智锋教授，曾在燕京学社一楼的燕京餐厅请我吃饭。听说如今哈佛那家已关张，剑桥这一家却还热闹。有个老梗——“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可能是现在美国的管制多了，哈佛的中国学子少了？
相比牛津阴云下的沉稳，剑桥的阳光让那些多样化的建筑显得活泼许多。这儿的教堂不再只有一种死板的表情：大圣玛利亚堂的庄严、圆形教堂的奇巧、古堡教堂的厚重，交织出一幅并不那么中世纪的画面。
在这些建筑的阴影里，藏着一段“左右互搏”的秘史。1930年代，著名的“剑桥间谍案”肇始于此。那些受左翼思想感召的学生，相信只有共产主义能够对抗法西斯，因而成为克格勃的情报源。后来案破，据说没有牵涉到教师，但这种从象牙塔里生出的“叛逆”，让这座科学之城笼罩着冷战的烟云。
今天的现实也不单纯，且不说剑桥拿了多少中国的科研经费，听说前几年有一位在这儿读过硕士的中国美女捐了一笔款，某学院的花园于是以其命名。曾经不带走一片云彩的中国人，终于在此留下了一个花园。
大众的认知里，牛津重人文，剑桥科技强。作为大半辈子与广播电视影像打交道的“文科生”，我对科技有着天然的敬畏与亲近。只是犹豫苏蔓会不会对此偏爱有兴趣，我跟她说想去看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好啊好啊！”苏蔓欢呼起来。“中学时的物理老师也特别喜欢讲他，说有了麦克斯韦的理论和实验，才有后来的广播电视、电话手机，对了，他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
于是我们向西步行，去寻访我的“衣食祖宗”。
穿过那些散落在绿荫中、分属于各学院的工作室别墅，又进入一片网球场，但路的尽头是一堵围墙。看Google地图，墙的那边就是麦克斯韦中心。不能像里根当年在柏林说的“推倒这堵墙”，我们只能原路返回。
绕过网球场，一个说明牌立在眼前，标题为：物理系 卡文迪许实验室。底下是这儿所有建筑的图示，麦克斯韦中心（Maxwell Centre）在西北方位。
尽管已经远离剑桥中心的哥特式尖顶，眼前的景致不禁让我在心里又说了一次该死——垂柳依依，芳草萋萋，若不是这块牌子，野趣横生的一个池塘，令我几乎以为回到了故乡扬州。是思乡的幻觉，还是审美的大同，身在剑桥大学的物理系，穿越到了扬州大学的瘦西湖校区。
“这叫‘道法自然’。”苏蔓看出我的惊讶，“跟中国一样，大牛都是隐者，既有隐于市的，也有隐于野的。”
能用中国的道理解释世界，这姑娘也是让我服了。其实我对麦克斯韦的崇敬，完全不是因为懂他的方程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中国的正常教育，我只能凭着直觉从既定的评价中认知眼前的一切——
卡文迪许实验室是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社会化、专业化的实验室，这儿先后产出了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麦克斯韦在这儿创立了电磁场理论，爱因斯坦盛赞其对物理学做出了“自牛顿时代以来最深刻、最有成效的变革”。当年，麦克斯韦为纪念其前辈科学家建立了这个实验室，后人则为他建立了如今的麦克斯韦中心。说来说去，都属于剑桥大学的物理系，但有意思的是，也都是独立自治的科研机构。
在这个安静得像江南园林的地方，曾经诞生了颠覆世界的变革。在人类科技重镇已然西迁美国的今天，这儿的垂柳依然安静，守着一份老派文明的余晖。

8. 剑桥的花絮
从麦克斯韦中心回头，再次经过网球场时，苏蔓在路边捡到一个遗落在场外的网球。她把网球塞进我的背包，“哼，让我们走了一段冤枉路，让它赔！”
往南再向东，不远处便是罗宾逊学院，里边有一座充满东方神韵的建筑——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中国式的亭台楼阁，红砖圆瓦六角景窗，二层小楼前的草坪上甚至立着一块小巧玲珑的太湖石。这回从温哥华出发的夏日欧游，在多伦多，曾特意留出时间去了多伦多大学，因为那里有我钟意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研究所。与这儿相比，建筑格局小多了，不过，同样清冷，人去楼空。
1948年，当时48岁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这儿提交了一个改变他后半生的写作计划——《中国科学技术史》。从此，这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开始了一场华丽的转身，直到成为西方一位伟大的汉学家。这是一个占山为王的项目，皇皇十五册巨著（共二十七册），是中国人自己都没能写出来的广博。而这场转身背后的拨动者，是从金陵女大来的他的中国学生鲁桂珍。这种科研与人文的中西合璧，看上去很美。
从火药炼丹到机械航海，我佩服李约瑟凭一己之力勾勒了另一个文明的骨骼。这种研究，需要的不仅是学识，更是一种跨越文明的深情与好奇。
“蔓蔓，你知道‘李约瑟难题’吗？”站在太湖石前，看着那红砖筑成的学术殿堂，我觉得，这是给了她一个送分题：“中国古代贡献了那么多科技，为什么近代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却没能在中国发生？”
在剑桥，最动人的风景往往藏在图书馆的开架书脊上。这儿的藏书超过800万册，114个院系的图书馆像密布的星辰。三一学院的雷恩图书馆守着20万册古籍，基督圣体学院则藏着欧洲最古老的中世纪手稿。我站在学校的中央图书馆主楼前，看着这座巨大的灰砖建筑，看着门前广场上以一摞摞叠起的书为造型的石栏，心想，如果能在这儿虚度光阴，大概也是一种极致的奢侈。
想起一个似乎被剑桥人“刻意”忽略的名字——达尔文。这位改写了人类起源史的人物，曾在这儿的基督学院就读。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三年在大学所学到的功课……完全是白白浪费了。”
这种天才式的傲慢与剑桥厚重的传统交织在一起，倒显得格外真实。剑桥不只是生产诺贝尔奖得主的工厂，它也是那些“不合群”的灵魂试图挣脱石栏的起点。
进了一间圣公会教堂，有一位长者正在演奏管风琴。听上去明明是巴赫的乐曲，出来的效果却像后现代作品。教堂内除了我们三个，空无一人。
夕阳斜照在古老的克莱尔学院的石墙上，剑桥的建筑色彩在暮色中层叠错落。如果要总结一下对这所大学的观感，用我那一代的话语表达，“严肃活泼”，这四个字最容易被同龄人理解。

9. 莎翁故里与华威城堡
这是一段目标湖区国家公园，走过路过不可错过的行程。
结束以伦敦为轴心的风行，我们向北对英国主岛做一个顺时针的环行。所谓英国主岛，即常说的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比我在中国长居的广东省稍大一些。其南北长而东西窄，东西海岸直线距离感觉不过二三百公里，跟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差不多。若以全岛大城之间最窄处论，从西边的格拉斯哥到东边的爱丁堡，只有七八十公里。真是个小国啊，但我宁愿把它看作北美的缩微版——美加的东西海岸，直线距离平均达四五千公里——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岛国，曾有着向全球扩张的雄心与成果——控制过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北上的第一站是莎士比亚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这种附加河流的地名，显然是为了在已有太多重名的英国标明自己。北美从前好办一些，他们直接用英国和欧洲的地名，比如波士顿有剑桥，多伦多有伦敦，旧金山有伦巴第，但很快就不够用了，重名多到可怕。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出生在纽约州的水牛城（Buffalo），有一天突发奇想，要把美国叫这个名称的地方都走一遍。“差不多是20年后，我们已经到过了84个这样的城镇，并且了解到还有一打地方等着我们去”。在北美时，走到哪儿，我都会经常提醒自己，这地儿的母体在英国，或欧洲的哪个国家。近代人类扩张的步伐远远超过其命名的能力，在中世纪，大多数人可能没有去过几十英里外的他乡，大众交通工具的发展是这个巨变的主要原因。
走在应该是有了汽车后才拓宽的主街上，每隔百米便见一个精致的小广场。街头立着一座高大的绿色精灵雕像，这已经不是《仲夏夜之梦》里的比昆虫大不了多少的小仙子。历史被精心改造，变身在旅游业的框架里。莎翁安息于此的小镇，每一个空气分子似乎都含着他的台词。
我在他的故居前停下，告诉苏蔓，“莎士比亚是那种‘高层人士’用来彰显其教养的符号，莎翁的博大精深，成了西方高层文化的一种代码。”
“林老师，您说为什么西方的高层人士喜欢引用莎士比亚，中国知识分子却很少在正式场合背两段汤显祖？”
苏蔓总有些出人意料的问题。在中国，学界是喜欢拿汤显祖跟莎士比亚比，其实相同的可能只是时间——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逝于同年。
“因为莎士比亚显得‘博大精深’，汤显祖则‘情不知所起’。”好问题也总能刺激我的思考，“美剧里，为了表现人物有文化，就要引几句莎翁的台词；而咱们在酒局上，要讲荤话。拿我来说，准备演讲，为了跟听众套近乎，要找点儿最新的梗。所以几百年过去了，莎士比亚还是资产。不过汤显祖也没有被遗忘吧，知识女性，包括你，还是喜欢他，就像喜欢曹雪芹笔下的那些女孩，也像更多人喜欢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个莎士比亚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蔓真是灵气满满，“化蝶还是服毒，怎么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曾经逃离过。”
也许，当文明进化到一定阶段，比拼的不再是版图的大小，而是谁的台词能被后世跨越时区与阶层的引用。
下一站曼彻斯特（Manchester），美国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地名的母体在此。张梅说，途经华威城堡（Warwick Castle），看一看吧。距离莎士比亚的故乡只有十多公里，这座“征服者威廉”11世纪为了抵御反抗军的石砌堡垒，修筑在悬崖与小河之间。也可以说，英国的建国史从此拉开序幕。不过，如果仅就英格兰而言，史家更愿意向前推二百年，到9世纪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不管何时，虽然仅相当于中国的唐末宋初，英国自己很当回事。
看着那些依崖而建的石墙，我不自觉地将其与中国的城墙做比。古代西方的城堡是领主家族的自保点，中国的城墙保卫的是满城黎民，甚而半壁江山。是先有集体主义还是先有长城，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历史上，中国重防御，城墙越建越厚，西方则相反，他们重进攻，更注意攻城利器的进步，终于发展到没有重炮轰不塌的城墙。
我告诉苏蔓一件悲催的事：1645年，清军进攻扬州，尽管多日未能攻下，但等红衣大炮一来，城墙一角便被轰塌。西方城堡被攻下，一家子人跑就是了，中国城破，伴随的是“扬州十日”对满城百姓的屠杀。
“我父亲给我筑的是中国的城，他把我关在他的领地里，如果城破，就同归于尽啦。”苏蔓又联想到她的处境，这个姑娘，心事挺重。
“是的，城墙挡不住重炮，因为火药改变了一切。大英帝国在不知不觉中征服了小半个地球，是因为他们敢于离开城堡，驶向大海。而我们，有时候守着那点儿‘城墙’，守到了日落。蔓蔓，社会在进步，我们也该学会‘撤离’。不看这些冰冷的遗迹了，去看看小城融汇古今的干净与美丽。”
华威城堡所在的沃里克镇，住宅前街道旁，到处鲜花。
从沃里克北上曼彻斯特，一百多公里，沿途乡野之美丝毫不输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不过我怀疑，这种美景其实是工业化破坏后的“再造”。途经伯明翰，这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重镇，跟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在中国文科学者里无人不知。或许就是在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与再造中产生壮大了这个学派，而2002年伯明翰大学撤销其代表性的科研教学机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也是英国自撒切尔夫人、梅杰、布莱尔政府扭转学术界左倾的结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伯明翰学派应该服气，那是你们的老马说的。
“允许批判自己的制度，从马克思那会儿就开始了。因为资本主义一有问题，二要进步，三是大众社会喜欢，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搞得过了，就得止步。”车窗外英格兰大地的美，令我不免像看半老徐娘，“有些学问，输入到咱们那儿成了宝贝，在人家这儿已是过时的药方。”
“但我们还不知道。”苏蔓不忘补上一刀。

10. 有点儿好色的姑娘
商务车在暮色中驶入曼彻斯特。英国夏季的日落亦晚，夜里八九点了，天际依然凝固着一层暗红色的光晕。曾因殖民地遍布全球不同时区的“日不落”，本土也不肯太早安眠。这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想起看过的一幅画，描绘工业化初期的钢铁厂，山川之上，火光冲天。那是画家当年被折服后的渲染，今天看已是妥妥的破坏环境，尽管今天的英国制造实在想不出有啥了。
“日不落，现在有新的解释，”看着如今与所有城市一样的街景，苏蔓突然说，“苹果和特斯拉，还有富士康和英伟达，都想让它的制造遍布全球，都是野心家的愿景，但我现在的愿景，是想在日落之前，住进一家有热水和WiFi的酒店。”
我被逗乐了。从帝国野心到个体温饱，也是一种革命。
曼彻斯特，后缀的“Chester”源自拉丁语，本意为罗马兵营，英格兰很多地名的后缀有Chester。罗马人早在差不多2000年前就统治着这儿，所谓罗马帝国不列颠行省，所以英国人没法将自己的历史从这时候算起。
在曼彻斯特，有一门生意叫足球俱乐部，有“曼联”“曼城”两支世界名队。
张梅带着去了一个打卡点：老特拉福德球场（Old Trafford）。这个被称为“梦剧场”的地方，可容纳近八万人。于我这种对中国队失望透顶、只在世界杯看看决赛半决赛的“伪球迷”而言，曼联的厉害之处在于那一连串冠军头衔，以及贝克汉姆、C罗等如雷贯耳的名号。
站在球场外的东正门广场，看着执教二十多年的马特·巴斯比爵士和1958年慕尼黑空难后曼联从复兴走向辉煌的“三剑侠”的雕像，感觉听到了球场内观众的沸腾。
“好帅！”苏蔓要我以“三剑侠”雕像为背景留个影，这姑娘有点儿好色，人之常情吧。“八万人的场子，跟罗马竞技场一样啊！林老师，‘梦剧场’，是因为在这儿，输赢都是戏剧吗？”
“这儿有过‘慕尼黑空难’的毁灭，也有过英超二十年十三次夺冠的重生。”我蹲下身子，手机屏幕上，三位传奇球星衬托着升高的苏蔓，俊男靓女，显得挺配。“曼联的厉害不在于它不输，而在于它即便跌入谷底，也从未跌出过人们的视野。”
在全球第一座工业化城市，按说该去寻访那些工业革命的废墟，或去圣彼得广场祭奠一下1819年“彼得卢战役”（Peterloo）的死难者——军队残杀争取权利的工人，于是亦以1815年著名的“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后缀命名。他们也有我们一样的过去，但他们承认原罪，2018年还拍了部同名电影，这跟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忏悔一样。左派这一点无可挑剔，还有环境保护我也不敢置喙，因为中国这些年实在有点儿像一百多年前那幅火光冲天钢铁厂的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