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大陆

第三十八章 莎翁的面具与白送的镇纸
第六日，终于要向这段绵延了数百公里的海岸线做最后的告别。
金沙滩（Gold Beach）、塞缪尔·H·博德曼州立风景走廊（Samuel H. Boardman State Scenic Corridor）、哈里斯海滩（Harris Beach）……那些像盆景一样隽秀的礁石在倒车镜里渐渐缩小。长日将尽，余下的路程便只能由天色来决定了。
“生而有涯啊。”林克看着车窗外的指示牌。世界太大，有些地方只要别过，就再也难重返了。那个写侦探小说的劳伦斯·布洛克，年轻时在这条101国道上参加长跑，到过班顿，老了也说：“我不会再重返去过的地方了。”
车子在跨越州界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小小的检查站。林克看着穿制服的检查人员面带笑容地探头进来，问了问目的地和有没有携带违禁水果，便挥手放行。
“这感觉，像从加拿大进入美国。”林克对女儿说，“中国的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就矗立在那儿，割据得清清楚楚。从前是各省收各省的钱，现在虽然联网了，大架子还在。”
车轮折上199国道，方向变为东北。车窗外的景色瞬间大改，那些厮磨了四五日的太平洋白浪、咸腥的海风和黑色的礁石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深山老林与满目山岚——罗格河与西斯基尤国家森林（Rogue River-Siskiyou National Forest）。
“Rogue。”林克见过这个词，“Rogue State，流氓国家。”
“这地名不是什么探险家的名字。”女儿一边转动方向盘应付着山道，一边说，“以前欧洲白人和这儿的原住民打过大仗，死伤惨重。后来的人就在地图上标注说：此地有刁民、有猛兽，诸位小心。现在说法变了，他们反思，那叫屠杀和种族灭绝。于是原住民改叫‘第一民族’，政府年年要发福利、道歉。”
林克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黑压压的松林，忽然笑了一声：“以前国内也有这样的地方。八十年代乘火车，过了某些省界时，乘务员会走过车厢提醒，各位旅客，关好车窗！把包从挂钩上拿下来！到了夜里，下铺一个女的大叫，往下一看，一只漆黑的手正从没关严的车窗缝里伸进来，摸索着衣帽钩上的挂包。老乘客说，这地方是有名的盗匪之乡。地名就不说了，省得现在的年轻人喷我地域歧视。”
傍晚时分，灯火阑珊一地。
阿什兰城（Ashland）终于在群山的包裹中露出了轮廓。天空又下起了大雨，而且不小。林克打着伞，踩着积水进了酒店。
这是一家带厨房的汽车旅馆，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女儿在灶台前忙活，林克把一路带的那只电饭锅塞回了车的后备箱，靠在沙发上听着窗外劈里啪啦的雨声。
“老天挺有意思。”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晚餐，林克自言自语，“知道你在海滩上走得够久，用这场雨把你留进屋里。”
阿什兰是座名城。这个只有两万居民的美国小城，一年到头总在轮番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
小小的城里挤着五六个剧场，其中最大的一处，居然占据了原来一座古老教堂的旧址。
“当年电视刚发达的时候，西方社会学家说，民众接受教育有三大场所：学校、教堂、剧场。”林克喝了一口热茶，看着窗外雨幕中霓虹闪烁的剧院招牌，“后来呢，教堂、剧场都快被电视屏幕和智能手机抹去了，但在这儿，莎士比亚还活着。”
他转过头，看着正在收拾桌子的女儿：“告别了海岸，这山里的小城，倒也有些看头。”
阿什兰的清晨是在湿漉漉的雾气里醒来的。林克发现女儿一改连日来为了踩油门而穿的牛仔短打，破天荒换上了一条垂感极好的墨绿色棉麻长裙。她在镜子前理了理头发，转过头对老头子扬了扬下巴：“爸，做了好几天司机，今天本姑娘改行当模特。你那台老尼康可得把光圈调好了。”
林克嘴角动了动，没说话，心想，这丫头有些精彩不是能意料到的。
他们沿着酒店外那条古风盎然的长街散步。
昨夜来得仓促，没瞧仔细，这小城阿什兰（Ashland）简直就是个依附在沙翁骨架上的艺术寄生体。走过两条街，视线里就撞进了三个剧场。街边的超市、画廊和书店，橱窗里几乎有一半铺面塞满了古董面具、中世纪道具短剑，以及缀着蕾丝边的莎剧戏服。
“爸，听说这地方跟莎士比亚本人没半毛钱关系。”女儿指着一家礼品店门檐上挂着的哈姆雷特骨头面具说。
“当然没关系。”林克驻足在中心广场，看着眼前那些神色悠闲、手里拿着戏剧宣传册的游人。“这就是典型的‘文化造镇’。1935年，几个穷酸文人在这儿办了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如今一年能招来四十万观众，连带着两百万游客在这儿吃喝拉撒。文化促进经济，人家做成了一个活标本。”
林克习惯性地把话题往他熟悉的学术领域引：“中国总喜欢拿汤显祖跟莎士比亚比，说是差不多年代的‘东西双璧’。老夫在学校时就跟他们辩过，生硬，实在生硬！话剧跟昆曲怎么比？《哈姆雷特》那是家国政治、宫廷权谋，汤显祖的《牡丹亭》里哪有半点宫廷体制的影子？戏是要有观众的，题材跟老百姓的心思扣不扣得住是首要因素。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管制——咱们那儿，自古便是‘莫谈国是’。”
正说着，看到路边一栋带着现代设计感的红砖建筑，上面挂着“南俄勒冈大学”（Southern Oregon University）的牌子。
林克一看见那个“South”，眼里就有了光。他在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工作了十来年，对“南”字天然有一种职业病式的亲切。
“这大学依托着戏剧节，还有独立电影节，就能把创意专业做好。”林克叹了口气，“咱国内，振兴京剧、振兴昆曲，口号喊得震天响，全是政府拨款、体制内自娱自乐。没有大学的事，更没有私营企业玩的份——前些年响应号召，恒大万达在足球上风光了几天，结果怎么样？转眼烟消云散。”
穿过中心大街，便是利西亚公园（Lithia Park）。
公园里藏着个挺雅致的日本园，清泉从乱石间荡过去，水质泛着一种奇异的清亮。据说是因为这一带的地下水含锂成分极高。
溪水边的灌木丛里，突然簌簌作响。女儿眼尖，一把拉住林克的衣袖：“爸，看！鹿！”
那是一窝黑尾鹿，一只公鹿、一只母鹿，带着一只刚齐足高的小鹿，也是一家三口。它们对人类的镜头早就习以为常，只是懒洋洋地掀了掀耳朵，继续低头啃着沾了含锂泉水的嫩草。
女儿兴奋得像个孩子，长裙在草地上划过沙沙的声响，蹑手蹑脚凑过去给那鹿一家拍了好多张照。
林克站在一旁看着，心里莫名想到了“阿什兰”这个地名的来历。
“美国叫阿什兰的地方有几十个。这里是1850年代，从俄亥俄和肯塔基过来的第一批拓荒者建的。那时候不叫城，叫‘阿什兰磨坊’（Ashland Mills）。”他看着不远处的一处旧水轮遗迹，对拍完照片走过来的女儿大发感慨。“民以食为天。西方人开发一个地方，是从把麦子磨成面粉开始的。磨坊不仅磨面，还能把原木锯成建房子的板材。那时候动能就从水力变成蒸汽机了，可不是咱蒙着眼睛绕圈的毛驴。你看大温哥华那个Outlets，不也叫 Mills 吗？人家的工业，是从农产品加工的磨坊一步步踩出来的。一个家族，靠个面粉厂就能拓展出一座城。不靠统治者的刀与火，靠的是让人有面包吃，有房子住。天下同理，咱们民国时的荣氏家族，也是从面粉厂起家的。”
离开公园，他们进了一家前店后厂式的玻璃制品作坊。
这在美国西北的太平洋地区算是个传统手艺。
女儿在柜台前挑中了一对流光溢彩的吹制玻璃耳环，准备带回温哥华送给闺蜜。
“爸，你也弄个纪念品吧。”
林克在一堆五颜六色的玻璃疙瘩里扒拉了半天，最后选了一个极其沉实、里头凝固着一朵绿色气泡的小玻璃镇纸。
付账时，满头白发的店主人看看林克，又看看那一对耳环，然后把镇纸往纸袋里一塞，笑道：“买了耳环，镇纸白送。”
林克一愣，偷得浮生半日闲，在这异国的小城里，连买卖都带上了一股子旧时代的气息。
此时，外面走过一位身材挺拔的长者，一手拄着北欧式的步行杖，一手塞在风衣口袋里，腋下夹了本厚厚的书。不似游客，像是在这儿终老的旅居者。

插部 欧洲的莎士比亚
【几年后，作者去欧洲，到过莎士比亚的故乡以及有关的一些地方。以下节选自拙著长篇游记《夏日欧游》。】
维罗纳（Verona），这是意大利游览的第三个小城了，在意大利北部。从威尼斯出来，一路往西，经帕多瓦（Padova），这儿有一个斯克罗威尼（Scrovegni）礼拜堂，可能保存了乔托最好的画，但没有停留，投宿在维琴察（Vicenza），亦是座古老的小城。没办法，意大利到处有好东西。
前两个游过的皮恩扎与亚西西，都与宗教关系密切，一个是教宗的家乡，一个是拯救教会的圣徒所在。维罗纳也有好些教堂和钟楼，导游没带我们看，可能在宗教里排不上号。该城2000年获选世界遗产，靠的应该是历史悠久，资料说，其建城至少在公元前550年。
维罗纳最出名的是其别称所云的“爱之都”，因为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场诗第一句便是——
故事发生在维罗纳名城
第一幕第一场的地点为——
维罗纳。广场
此后，这儿便有了一个朱丽叶家的宅子，里边有罗密欧向她求爱的阳台，院子里还有一尊她的铜像。
说是摸其右胸，便会有美好的爱情。谷歌地图上很多评论，有人说“逢胸化吉”，看署名是个老外，谷歌神翻译。还有人问，为什么不是左胸？言下之意，心脏在左。
莎士比亚写《罗密欧与朱丽叶》，完全是个艺术创作，但老百姓不知道虚构乃作家吃饭的家伙，把这个故事当真了。政府或商家则找个14世纪的老宅子落实这个故事，你来有东西看，我也挣个人气。上阳台要交费，摸胸不用。如此挺好，不算无良。
维罗纳不仅历史悠久，还“因为处在多条贸易道路的交界，成为欧洲一座重要的城市”（维基百科）。今日看她，风韵犹存，古老的百草广场（Piazza delle Erbe-Verona），摊位满布，生意兴隆。哦，也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开场吵架打斗的地点，接着罗密欧吐露爱上了一个人的地儿。网上很多到此一游的笔记。顺便说一句，2023年夏天的欧洲，所到之处，人气十足，像大疫前的中国。应该也是其本来的样子吧。
看资料，这儿是但丁生活过的地方，彼特拉克于此找到古罗马西塞罗的手稿，歌德、司汤达也在旅行记里写过它。凯撒大帝曾在这儿度假，教宗选举曾在这儿举行，历史上还有很多国王曾居住于此，真所谓名城也。这么看来，远在英伦的莎士比亚把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放在此地，也是明白观众知道这儿。对了，他早年有一部剧作，就叫《维罗纳二绅士》。
在英国，离开牛津仅一小时车程，便到了莎士比亚出生与安息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地名如此标记，是个避免同名的办法，如前面记的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想起北美很多地名，直接使用英国或欧洲的，波士顿有剑桥，多伦多附近有伦敦，旧金山有意大利的伦巴第，因此在那儿时常要提醒自己，这儿是美洲。
莎翁故乡小镇，一条主街，几百米长，挺宽，应为有了汽车之后的改建。特点似乎是百十米便有一个小广场，从头到尾好几个。在意大利，去过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发生地的维罗纳。在美国，去过一年到头（2-11月）总在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阿什兰。中国学界喜欢把汤显祖（1550-1616）与莎士比亚（1564-1616）对比——其家乡江西临川今后要去一下——其实除了生卒年代，其他都比较生硬。莎士比亚，有点儿博大精深。看英剧美剧，表现高层人士有文化，总会引用其剧作里的台词几句。有一事于我印象深刻，1845年英国探索三百年都未走通的西北航道，著名的航海家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率129人出发，但一去不返，多年后才发现他们遇难遗留下来的纯银餐具和莎士比亚著作。欧洲使用餐具的时间，据说晚在大航海开始之后，包括携带的莎士比亚著作，我理解为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一直延续在对外世界的探索和征服中。马斯克要去火星，不知道会带什么。

第三十九章 廊桥遗梦
午餐后正式驶离阿什兰，切入5号州际公路，北上波特兰。
这是此行最长的一段路，足足五百公里。好在沿途内陆的景致十分安分——西边的海岸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风，把太平洋的风雨挡在了一百公里开外，给内陆留下一片开阔、温和的田园。
林克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掠过的连绵农舍与橡树林，查着下一站地名的意思：“卡蒂奇格罗夫（Cottage Grove）——农舍，树林——上天给了俄勒冈这么一个大平原，在农业社会那是绝对的良田，到了现代也是物流的福地。”
这一站，他们只为了看桥，看那些有木屋盖顶的“廊桥”。
“是因为那部电影吧？”女儿一边盯着路况一边笑。做攻略时，林克坚持要到这个女儿完全不知念起来都吃力的地儿。
“《麦迪逊县的桥》，国内译成《廊桥遗梦》。”林克觉得被女儿看穿了心思，于是故作正经，“罗伯特·沃勒的小说。作者也是个大学教授，1986年退休，1992年出版了这书，1995年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跟梅丽尔·斯特里普拍成了电影。咱们去过‘海边的卡梅尔’，那老牛仔还做过那儿的市长。一个中年婚外情的故事，不批判反倒赞颂，国内放的是盗版光碟，大学里的小年轻看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女儿的自驾攻略做得很细。车子在卡蒂奇格罗夫下了高速，一头扎进曲折的乡村公路。在这座号称“俄勒冈廊桥之都”的几十平方公里内，东一处西一处散落着五六座建于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老桥。女儿事先把路线都规划好了。
第一处是“钱伯斯桥”（Chambers Covered Bridge），建于1925年，木结构，据说是密西西比河以西唯一幸存的铁道廊桥。如今铁轨早已被拆除，只在桥头留了一小截生锈的作纪念。桥旁一张长椅，扶手用两个废弃的旧火车铸铁轮子焊接而成，粗犷中透着股工业时代的冷硬。
随后的几处大同小异。桥身大多长二三十米，宽不过三四米，刷着红、白、棕三色，在碧绿的水面上像一栋栋延伸的长形木屋。
林克伸手摸那粗糙的木料，对女儿说：“这要搁在中国，基本属于‘拆迁’范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这些桥跟你奔着百岁去的爷爷同龄，它们能存续到今天，不是人家的木头结实，是裸露的木桥使用寿命只有20年，但廊桥可以使用百年。不过我最惊奇的还是维基百科上写的，2008年，联邦政府拨了专款给这个县修复廊桥，数目清清楚楚—— 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三百七十美元——连70美元的尾数都写上去了。不知道是为了强调美国政府的账目公开，还是想说这70块钱也是纳税人的肉。”
卡蒂奇格罗夫县旗上的图案是一座廊桥，据说该县被称为“廊桥资本”。
“这桥不仅是用来过河的。”林克踩着桥舱里干燥的木地板，头顶漏下几缕斜阳，“从前没有大商场，这桥有顶有盖，就是乡民们不受风雨侵扰的集市和信息交换所。”
“要说廊桥，老爸，你又一次舍近求远啦。”女儿笑说：“咱老家扬州，瘦西湖上不是有座五亭桥吗，那是更高级的‘中国廊桥’。”
“哦，是的啊！”女儿又一次唤醒梦中人，林克有点儿要找回来的意思，“不过，那是为了乾隆老儿下江南修的，金碧辉煌，富丽堂皇，跟眼前这些踩上去咯吱作响、全是牛粪味和烟火气的美国木桥比，一个是御用的盆景，一个是活人的日子。”

插部 乙巳扬州小记
【选自作者微信公众号。】
烟花三月在扬州，农历三月差不多是公历4月。
今年回故乡特别闲——没有什么要做的事了。退休后写了8本书，想写的都写了。虽然不能出版，但无所谓，正好不断补入后知的情况，比如《认知北美》可以补入贸易战带来的认知。
在扬州读了容闳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非常亲切。他出生香山南屏，先在澳门上英人办的小学，又去香港马礼逊办的中学，然后到美国耶鲁学院。南屏我去过，今属珠海。我在珠海住过几年，住处在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老家唐家湾的鸡山村是也。往北不远，则为孙文故乡现为中山市的翠亨村。因为住在珠海，去澳门是搭了个市内公交车，在拱北下车，上去十几级台阶，便出关了。马礼逊则是由于当年做广播剧，想将这第一位来到中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同时又是《圣经》全书第一位中文翻译者、世界第一部英汉字典的编撰者、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中学“英华书院”以及西人办的最早的中文报刊创始人的事迹弘扬一下，惜选题未被批准。老朋友钱钢曾做过电视片《幼童》，讲的就是容闳耶鲁毕业回国，终于说动曾国藩让大清政府公派幼童留学美国的故事。
又读了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同样亲切。因他先乘轮船到的温哥华，然后乘火车一路向东经渥太华到蒙特利尔再往南到了美国。百余年后，我也这么走的，只是换了飞机。
梁启超此行，在波士顿拜访了容闳，时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容闳则于1909年写毕《西学东渐记》，时在辛亥革命前夕。看资料，此时容与孙文亦有互动，为之筹款买枪一类事宜。容先生有幸活到1912，孙文曾邀其回国，惜身体原因未能成行吧。
说闲还是忙了一周——去年学校社会科学处与出版社遴选我的自选集，三审完了要我再读。因为删节多了，读得就有点儿累——于出版社编辑而言，更当为苦差事。这儿需记下所删篇目情况，发来的稿子上有标注：《告别弱智》《央视的知识经济娱乐实验》《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的运行模式》《对王长田的一次采访》《〈北京特快〉与王长田》。没有标注的是内文的删节，个别字句不多，大刀阔斧常见——我有原稿在手，不怕。
这年头，其实还是不出书好。天上掉馅饼，没有白吃的午餐。
值得一记的还有看了不少美剧。妹妹的房子，大电视可以躺床上看，很舒服，不看白不看。计有《墨西哥太平间的九具尸体》《女王的棋局》《匹茨堡医护前线》《尼基塔》等。还有不少烂的，不好意思就不列了。

第四十章 “老红书”与“气候少女”
离开“廊桥资本”，车子在傍晚七点多进了波特兰（Portland）市区。
这是一座大城，但给林克的第一印象却是“偏老”。市中心的高楼样式大多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规整、色泽偏暗的方正风格。
“大城市是年轻人的天下，老夫是不喜欢的。”林克其实是没想到俄勒冈州的第一大城比起中国可能最差的省会城市还要不起眼。但一早起来，女儿兴致勃勃，拉着他非要去逛著名的“23街”和“13街”，“爸，波特兰可是免税的，温哥华连买个本子都要加百分之十二的税，不逛白不逛。”
林克没办法，只能由着她。两人一前一后走在窄窄的街道上，一会儿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他的研究精神又来了，查资料，原来波特兰每个街区距离平均只有60米，西雅图是70-100米，曼哈顿180-240米，怪不得走起来感觉轻松。
23街原本是个住宅区，一座座独立屋被改造成了不重样的小店。街边时不时立着几尊跟真牛真马一般大小、涂满斑斓油彩的动物雕塑。
女儿不买东西，就是挨家挨户地看那些橱窗。
林克走在后面，看着兴奋的女儿，脑子里莫名响起了早年间中国一首西藏的伪民歌《逛新城》：“女儿在前面走呀走得忙，老汉我赶的汗呀汗直淌……”老天爷对俺不薄，还有气力跟女儿一道逛街。
林克真正想去的是“鲍威尔书店”（Powell’s Books）。看介绍说，那是全北美最大的独立书店。到了面前，果然不小，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四层高楼，四面临街。
一进门，林克就被那铺天盖地的人潮惊着了。北美向来地广人稀，感觉全俄勒冈的活人都挤到这栋装满字纸的楼里来了。
“国内私营最大的应该是南京的先锋书店，跟这儿一比，格局还是小了。”
林克一头扎进书架里。在三楼的一个拐角，他看到有一整面柜子的书脊上都有“China”字样，细看都是关于台北、香港的旅游指南。试图在里面翻出几本像样的中文书，结果大失所望。除了一些粗制滥造的旧字典和不知道从哪个华裔移民家里收来的大路货通俗读物，实在没什么可入眼的。
“爸，上去，四楼有宝贝。”女儿在楼梯口招手。
四楼是特藏区（Rare Books Room）。进去得先在门口领一个专用的金属牌子。
这一层安静得像个中世纪的修道院，暗淡的光线里，真正的古董书都被锁在厚重的玻璃展柜里。林克凑近一个柜子，仔细读着里边的拉丁文与英文说明。
“1521年……1570年……”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欧洲古登堡活字印刷发明于1450年代，两本距今五百年的老书，售价居然只有1200美元和600美元。
“真是便宜得匪夷所思。如果不是不认得里边的字，再加上毕竟囊中羞涩，老夫真想弄两本回去当镇纸。”
在另一个展柜里，躺着一本大16开、红皮金边的厚重书籍——荣格的《红皮书》（The Red Book），售价295美元。这位著名的瑞士精神病学家在1913到1916年精神濒临崩溃期间的私密笔记，直到2009年才出版。林克脑子里闪过两本小红书，一为《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本是2013年创办，到如今已红的社交媒体。
女儿在这本“老红书”前看了很久，低声说：“爸，我以后要是真去读博士，就选心理学。”
“荣格说的那个‘集体无意识’，在咱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不用读博士，在国内生活几年，天天都能看见集体无意识的现场。”当年女儿读完硕士，林克问她读不读博士，女儿说导师要她读，她不想，林克倒是赞成不读。
走出书店大门时，林克注意到街角那根用石材雕刻成的巨大门柱——它被艺术化地做成八本书叠放的样子，其中一本的书脊，赫然有三个苍劲的中国手书体墨色大字——《道德经》。
在这座满是精酿啤酒的美国西北城市，这三个汉字在街角显得异常刺眼，又透着股说不出的黑色幽默。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父女俩在波特兰的第二个白天。
这一天，整个波特兰市中心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那是世界范围内著名的“抗议气候变化”国际活动日。车子根本开不进市中心，满街都是举着手写纸板标语的年轻人，甚至能看到不少推着婴儿车、一家老小上街的普通市民。
由于街道被游行队伍堵死，林克和女儿只能在市中心的“先锋法院广场”歇脚。谷歌地图上给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极其温情脉脉的昵称——“波特兰的客厅”。
但今天这个客厅里，坐满了一群愤怒的客人。
“国内现在对这事估计没什么动静。”林克手里抓着一个从餐饮车上买来的汉堡，看着不远处一堵由防暴警察和游行青年筑成的人墙，“我们向来与世隔绝。不过，内网最近倒开始报道那个瑞典的十六岁‘气候少女’格蕾塔·通贝里了。一年时间就能折腾出这么大个全球运动，背后的推手不简单——俄勒冈也是民主党的地盘。”一年以后，“黑人命也贵”运动，波特兰是闹得最凶的几个城市之一。2025年，新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那个苦孩子出身的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一点面子都没给左派留，直接拿这位“气候少女”借题发挥：“她可以天天坐在电视里批评美国环保不利，那么请问，马斯克为什么不能批评德国政府左倾？”
“爸，你对环保和种族议题，总是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女儿在一旁喝着可乐。
“老爸不是半梦半醒，是看戏。西方左派天天把环保和种族当党争的武器，有时候想想，咱们国内环境污染不严重吗？咱们骨子里的地域歧视还少吗？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不穷吗？可咱们那儿连个泡都不会冒。往好处想吧，西方的左派先在前面踩雷，也算给咱们人类社会做个榜样。”林克吃完汉堡，擦了擦沾在手上的沙拉酱。
父女俩从先锋法院广场的台阶上起身，两人对视了一眼，露出只有两个人才懂的笑容——今天，在坐到波特兰的“客厅”前，发生过一个差点让父女失散的重大事故。
由于游行堵路，女儿把老爸放在街边，自己找停车地儿去了。等她回来，老爸不知去了哪儿。等游行的大喇叭和口号声漫天响起来的时候，林克才发现自己跟女儿彻底断了联系——手机拉车上了。隔着几十万的抗议人潮，说隔了一座太平洋也不为过。
就在林克准备向街角的美国警察求助时，女儿居然凭着直觉找到了他。

插部 Grok：西方学术界的政治光谱
【西方的左右之争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何以左派热衷环保，还有很多问题国人其实是不可置喙的，那就问人家的AI呗。】
分析西方学术界的政治光谱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问题，需要结合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变迁以及实证数据来理解。我将从总体趋势、主要意识形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
1. 总体趋势
西方学术界的政治光谱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左倾化。研究显示，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中倾向自由派（liberal）或左翼（left-wing）意识形态的比例远高于保守派（conservative）或右翼（right-wing）。例如，根据北美多项调查（如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协会的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中，约70%-80%自认为是自由派或倾向左翼，而保守派比例通常在10%-20%之间，甚至更低。西欧的情况类似，尤其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等人文传统深厚的国家，学术界普遍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进步主义或绿色政治。这种左倾趋势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相对不那么明显，但仍存在。例如，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学者中，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比例约为3:1，而在社会科学中这一比例可能高达10:1甚至更高。
2. 主要意识形态分布
社会民主主义：在北欧（如瑞典、丹麦）和德国等国家，学术界普遍支持福利国家模式、平等主义和社会正义。
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在英国和法国，学者倾向于支持个人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同时反对民族主义和保守的社会政策。
绿色政治：尤其在德国和荷兰，环保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吸引大量左翼学者。
自由派（Liberalism）：在美国和加拿大，学术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派，强调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和政府干预（如支持医保改革或气候政策）。
激进左翼：在人文学科（如性别研究、种族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批判理论有一定影响力，尤其在顶尖大学。
保守派：相对稀少，主要集中于商学院、经济学（如芝加哥学派的支持者）或宗教研究领域，总体声音较弱，常抱怨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单一化”。
3. 影响因素
自我选择：学术职业通常吸引对社会变革持开放态度的人，而保守派可能更倾向于进入商界或政界。
教育与社会化：高等教育本身强调批判性思维和进步价值，这可能强化左翼倾向。
机构文化：大学作为自由思想的中心，往往抵制传统权威（如宗教或民族主义），这与左翼意识形态更契合。
政治气候：冷战后，西方社会整体左移，学术界作为文化前沿自然反映这一趋势。此外，反对右翼民粹主义（如特朗普主义或英国脱欧）进一步巩固了学术界的左倾立场。
4. 争议与批评
这种政治光谱的不平衡引发了不少争议。保守派批评学术界存在“思想垄断”，认为这限制了学术自由和多元性。例如，美国的“异端学院”（Heterodox Academy）等组织呼吁增加意识形态多样性。另一方面，左翼学者则认为这种分布反映了教育和知识本身与进步价值的天然联系。
5. 结论
西方学术界的政治光谱以左翼为主导，尤其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而保守派的影响较为边缘化。这种现象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且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显著改变。不过，随着全球政治格局（如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的演变，未来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分布可能面临新的挑战和调整。

第四十一章 流行文化的龙卷风
西北漫游的最后一站是西雅图（Seattle）。这座城来过不止一次了，但此行的目的是来听交响乐，不白跑，前前后后再多看一些东西。
早起出发，从波特兰北上280公里，下午一点半扎进了西雅图地标“太空针塔”（Space Needle）的阴影里。
海滨城市，道路规划往往根据岸线走向，但一往内里延伸，一切又都规整了。跟去过的波士顿很像，西雅图大部分街道呈标准的正东南西北走向。在这座城市文化场馆最密集的北区，各种科学馆、剧院自北向南双双排列，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
因为还没到酒店入住时间，女儿直接拉着林克去了地标底下的“流行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Pop Culture）。
这是一栋由微软那个跟比尔·盖茨一起创业的保罗·艾伦（Paul Allen）出资、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怪物建筑。外墙由流线型的金属板拼接而成，在西雅图难得一见太阳的阴天里，反射出一种怪异的、五彩斑斓的冷光。在洛杉矶，有一座亮闪闪的音乐厅也是这家伙设计的。
甫一进门，他就觉得自己像个闯入了外星人基地的古董。
“一窍不通。”看着满大厅兴奋的带着孩子的年轻家长，林克感叹自己尽管做过唱片公司，但文化差异、封闭控制，加上岁数，对这儿的文化冲击彻底免疫。
最震撼的，是一座由几百把各色电吉他堆叠、扭曲而成的巨大装置作品。
整个造型像是一场拔地而起的巨型龙卷风，一路纠缠着、嘶吼着直冲向几层楼高的穹顶。作品的名字叫《如果VI是IX：根与枝》（IF VI WAS IX：Roots and Branches）。不知啥意思。
林克端着那台老尼康，换了四五个角度，最后不得不放弃拍个全景的企图：“太大了。这龙卷风的野劲，镜头根本装不下。”
在“声音实验室”（Sound Lab）的隔音间里，林克被女儿推到了一台复杂的计算机混音台前。
他试着在那些花花绿绿的按键上乱按了几下，结果耳机里传出来的噪音，居然被AI和计算机底层算法自动修正、缝合，变成了一段节奏感极强、听上去挺像那么回事的后摇滚乐段。
“人机互动。”林克摘下耳机，有些感慨，“无论你怎么乱弹琴，现代技术都能给你的创意兜底。”
在嘻哈和朋克乐队的陈列室里，林克彻底抓了瞎。
橱窗里摆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黑人组合“公敌”（Public Enemy）演出的夸张戏服、缀着大金链子的吉他，以及泛黄的手写反体制歌词。旁边的英文说明写道：“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和最激进的激进乐队。”
隔着玻璃，看着那些愤怒的字迹，林克突然转过头问女儿：“你说，咱当年的崔健、黑豹、唐朝、指南针，还有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要是给他们也做这么一个博物馆，能做吗？”
女儿愣了愣，轻轻摇了摇头。
是不行。何勇可能疯了，窦唯在地铁里秃了顶，崔健还在一块红布里死磕，但他们的根，早就被水泥地给沥干了。西方的摇滚乐可以进博物馆，可以成为年产值几百亿的文化产业；咱们的摇滚乐，最后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成了不准提及的“盲流”。
离开博物馆前，他们经过一个巨大的中央大厅。
那面号称世界最大的巨型LED显示屏上，正以一种近乎暴力的清晰度，循环播放着带有强烈日韩动漫风格的现代歌舞，刺眼的色彩把大厅里的孩子们照得面部通红。
站在那片强光里，林克突然觉得有些疲惫。“西方重视科技与文艺结合，人家的孩子每天不到三点就放学了，十几个钟头的校外时间，没有作业，全在博物馆、科学馆和体育场里疯玩。我小时候干嘛？翻墙爬树偷果子，在野河里游泳跳水，在泥地上拍卡片跳房子。”
想起国内的老友王玮，这些年一直在体制外折腾那个培养少儿创造力的“普乐课堂”，林克跟女儿说，“你王大叔上课的时候，课堂上真是一片欢乐。那不是现在那些公知吹捧的‘快乐教育’，那是即时的创意大赛。孩子们顺着他的引导，脑子里瞬间就能蹦出一堆鬼马精灵的想法。如果咱们国家能把用在‘爱党爱国’、用在让孩子们背诵那些死教条上的力气，分出一半来搞搞这种教育，以后这世界，才会真正怕了中国——或者，根本用不着怕了”
他自顾自地笑笑，不知道是在笑自己多事，还是在笑那句喊了一百多年的口号。
“少年中国……未来是少年的。”

插部 谁在操纵中国的流行音乐
【翻出一篇30年前写的旧文，当年做唱片公司时应约给报纸的稿子，表示自己也干过流行文化并有所思考吧。】
现在我们对以下情景已司空见惯——
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近乎千篇一律的在所有能够看到听到的报刊、电视、广播里遇见同一个歌手演唱的同一首歌。
我们知道，这就是流行歌手的所谓“包装”。
如果能深入地想一想，是谁，在那儿操作呢？
这就拎出了歌手经纪人来。
尽管大陆歌手经纪人的出现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比海外更具备必然性与必要性，而且发展前景更看好。
这是大陆唱片业管理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本来，大陆每一家出版社都具有从制作、出版到发行的全功能，但由于其经济命脉——发行，被虽然不具有出版权却专心致志于发行的销售商控制甚至垄断，大伤元气，也就不能通过良性的资金周转来实现再生产，而控制了一定局面的销售商由于其先天不足——他们最多只能跟着港台流行音乐跑（所以有前些年的扒带热），而无法创造出引领风骚的新作品（结果就有近年来的盗版热）——同样无法在初步积累之后有新的作为。
正是在这当口上，大陆的专业唱片公司和歌手经纪人应运而生。
“我常常在录制一首歌时要打断演唱的情绪，来处理那些诸如几点吃饭的琐事。”以一曲《笑脸》走红的S歌星如是说，“最困难的时候，一位作曲家老师来到录音棚，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坦率地向我提出签约的意向，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S歌星的回顾，真实地描述了一位歌手对经纪人的需要。
经纪人本来的意思是买卖的中间人，中国古代称之为“牙”，近代又有“掮客”的说法，说出来都含有贬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往往离不开中间人，其实，经纪人拿钱，天经地义，何况，现代经纪人特别是歌手经纪人干的活儿决不只是撮合双方。比如经纪人W经常表白经纪人与经理人的区别。他认为，经纪人可以不管那么多，经理人要对艺人的生产和工作投资。他开始酌情签一种“培养歌手合约”，为的是使签约双方都明确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中间人与卖方。
1994年，是W的多事之秋。几位歌星的“先后离去”，使W成为歌手与经纪人纠纷问题的焦点人物。那阵子，“戏子无义”这话被W咀嚼着，说鉴于中国人的特点，干经纪人这一行感情投资需占一半的成分，并说自己已有了一套怎么应付的办法。
今年，W一边对付着各种传言，一边继续推出签约歌手的专辑。目前他的公司运转良好，或许W今天的合作伙伴明天又风流云散。这也不奇怪。正如一位乐评人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也许世间最难得的是合作者的风云际会，也许世间最常见的是合作者在风雨同舟后到达新港口时的各奔东西。”
海外把经纪人称作歌手的“保姆”，这很形象的说出了歌手之间的关系在海外商品社会相对较为正常。他们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的发展，比较能够按已形成的习惯和规矩行事。比如一位香港歌星，凡有关大陆事务，均不自行处理，而是要人与她的大陆经纪人H接洽，并且总是很尊重经纪人的意见和安排。
H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记者，她认为歌手经纪人是一种特有必要存在特需要去努力的职业，于是毅然辞去了中央台的工作。以大陆人的身份做了海外歌手的经纪人，她是第一个。
大陆的歌手经纪人里，某乐队的G是员福将，他所经营的事业相对风平浪静，他与艺员的关系也最正常。其中的奥妙在哪儿？
“我与大家经常沟通一些想法，我没把自己摆在一个老板的位置上，我们是商量着来。搞音乐的人个性都强，你不能太约束他。”
“外面的人看我们，哟，他们真团结，其实有时候也没那么顺。中国经济不发达，导致人的想法比较多，有些极不现实，再加上中国人比较自私，不是说那种自私，他自私能跟你说出好些道理，说我就是为了音乐，嘴特别会说，外人觉得哎哟这个要求你应该答应他如何如何，有些就是挺微妙的东西。这种时候我就沉默、不说话，意外我心里明白，因为有寄托。音乐就是寄托。”
尽管这几年中，大陆歌手与经纪人的关系常常微妙复杂甚而破裂，但是已经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大趋势，并且有了多种模式。比如作曲家S，从一个作曲家走向包装歌手，有着得天独厚的商业经验，就使事业虽多历曲折而不断发展；G参与某乐队组建，从一个乐手脱颖而出成为乐队统帅，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坚强的模式；H出身新闻界，长于企划宣传和公关联络，是最纯粹意义上的歌手经纪人。
客观现实说明：经纪人们推出的歌手或乐手引导着流行音乐的潮流，左右着市场，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音乐审美观念，成为操纵中国流行音乐的一支力量。

第四十二章 次等座的皇家感与消逝的真声
在西雅图听马勒，是这趟九日俄勒冈观海与内陆行程的终点，也是父女俩做攻略时的起点——听了马勒，便可以打道回府。
女儿少听这类所谓严肃音乐。林克先后在广播电台和唱片公司工作了大半辈子，天天上班听的都是最挑剔的专业器材，耳朵早磨出了职业茧子，下班回家越安静越好，而且家里也没有专业音响。因此，女儿小时候最多跟着同学听听流行歌。在北京做唱片公司那几年，林克破天荒带她去听过一次地下摇滚——在一个后来被称为大平层的家庭住宅里，那声音真正称得上震耳欲聋。小姑娘那时候吓得紧捂着耳朵缩在墙根，满脸痛苦。直到那个叫左小祖咒的乐手，开始拿琴弓尽情、胡乱地锯起一把小提琴时，她眼睛里才漏出点惊奇——原来乐器还能这么玩。
林克很想给女儿一点补偿，至少是让她听一场正儿八经的交响乐，尽管在温哥华也听过，但那毕竟是在野外——鹿湖之畔的夏季音乐会。
2019年9月21日傍晚，西雅图贝纳罗亚音乐厅（Benaroya Hall），林克破天荒地穿上一路带着的压箱底的西装，还打了一条多年未曾用过的暗色领带。按听交响乐的规矩，他收拾得一丝不苟。在电梯里，一个穿着花衬衫、透着一股子“上海老克勒”味道的西方老头儿，在林克眼中，绝对带点色色的笑容跟穿一身亮丽长裙的女儿点头致意。
“爸，看镜头。”女儿花枝招展地倚靠着他，请验票的工作人员帮忙拍张合影。拍照的美国小伙子显然被这对来自亚洲大陆、仪式感十足的父女感染到了，笑容满面地按下了老尼康的快门。
这座有三个大小不等的音乐厅，由黎巴嫩犹太移民、西雅图大地产商贝纳罗亚首捐了一千五百多万美金砸出来的音乐殿堂，也占了整整一个街区。临街的大玻璃走廊，一面墙挂满了画，尽头还立着一尊高大的古埃及人像雕塑——音乐厅与美术馆水乳交融。
座位在四楼左侧，票价三十多美元一位，几乎是最便宜的那档。订票时，女儿觉得太便宜，但知道老头子抠门，也就顺其意了。两年前在纽约百老汇看《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一般座位都得一百多刀。
“你不懂，好的音乐厅，声音是靠声学结构兜住的，所有位置的混响效果其实差不太多。除非你想看清演奏员的手指头怎么动，那是学乐器的小孩干的事。”林克摆出了专业的谱。
待到坐稳，林克更满意了，不仅离舞台近，能俯瞰整个场子，而且每四个位子就被一条走道隔断，这四个座位还分两排，每排两人，反倒有了包厢式的私密。靠在椅背上，想到底下的两千多号听众，如果要看他，就得仰着头，也有见到皇家的感觉。只是不敢太往前凑，档板外悬空，高得像站在悬崖边上。
舞台上的灯光暗了下去。
中场休息前，乐团演奏的是勃拉姆斯的一首钢琴协奏曲。林克听他不多，但有件事记忆很深——勃拉姆斯去世于1897年，那是录音技术商业应用的前夕。曲终时，林克对有些犯困的女儿低声说，“有人感叹过，这位大师的‘真声’，就这么永远消逝在黑暗里了。现在的演奏、录音，再怎么堂皇，也是后人的想当然。就像当年杨荫浏给盲人阿炳录的那六首曲子，《二泉映月》里全是市井的沙哑，绝没有小泽征尔他们演出来的那么华丽，那是对大众的误导。小泽征尔后来曾跪在一把二胡面前哭了，那才算是他懂了华彦钧。”
“那没有录音前，音乐怎么传承？”女儿好奇了。
“靠乐谱，靠用脚投票。”林克看着舞台上正在重新排布的椅子，“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贝多芬那时候的乐迷，为了汲取大师的一点精气神，得坐着马车在欧洲满世界旅行，去听他的现场。美术也一样，以前没有精致的印刷术，不买张机票飞到纽约大都会、飞到卢浮宫看原画，你根本不知道那层油彩在光线下的厚度。”
下半场，正主儿来了，马勒的第一交响曲。
女儿本来带了风油精，怕自己听严肃音乐睡着了给老教授丢人，结果第一乐章的铜管一响，她整个人就被拽了进去。
那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主题在不断地变奏，乐池里不时传出类似贝多芬《田园》交响曲里的鸟鸣声。第二乐章进行曲风，绝对不怕睡着。到了第三乐章，定音鼓一下下敲得极其古怪，旋律一出来，女儿扑哧一声乐了——那赫然是国人从小唱到大的《两只老虎》。第四乐章，宏大壮丽的激昂感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舞台上十几只铜管同时扬起喇叭口，打击乐轰鸣。女儿的眼睛在亮晶晶的各种乐器里搜寻，最后盯着那个站在角落里、全场只在最高潮处狠狠拍击一下的大镲手。
“爸，我要去做那个打大镲的——平时看别人忙，关键时候自己解个气。”回酒店的路上，女儿还哼起了《两只老虎》，“一只没有脑袋，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
“你不知道，从前的歌词还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林克看着女儿的侧脸，突然有些出神。马勒当年写《大地之歌》，据说歌词全是意译自中国唐诗，有李白的《悲歌行》、王维的《送别》……那些诗里全是愁苦和漂泊，偏偏让一个奥地利人用西洋的管弦乐给装了进去。
艺术这东西，可能真的全人类大同——因为谁都有大洋和高山挡在眼前的悲愁。

插部 广播电台音乐编辑的回忆
【选自拙著长篇随笔《传媒往事》。】
从前媒体工作舒服。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苏常州广播电视局，在其下属的广播电台，每周的工作一天就能干完。那时每周休一天，剩下的5天，就是到办公室喝茶聊天。看上去在工作，像是准备下周节目的样子。如今在媒体工作，很多互联网公司是媒体，“996”，官办民营不一样。不过听说现在官办也很忙。
有段时间，我负责的节目是“每周一歌”。上午选歌，写几句例行的播报语“常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每周一歌”云云，下午再写几句解说词，介绍一下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完了。有时候我会画蛇添足，用在北京广播学院和自己学到的音乐知识，讲讲这首歌的创作和演唱特点。如果有感觉，甚至会写几句这首歌是什么曲式即结构啥的。那会儿一切都要写在纸上，播音员必须严格按编辑写的念。如果你想亲切一点，有点儿语气词啥的，也得自己写好，播音员才能根据你写的语气词去琢磨要发出怎样的感叹声才是你写的意思。北京广播学院有一门课叫《广播稿语言》，其实是现代汉语课，不过不按中文系的样子讲，即虽然也讲语法修辞，但重点在如何把长句改写成短句，把书面语变成口语。教这门课的老师殷志敏，讲课时那种殷殷之情的样子，于今记忆犹新。感觉她对把现代汉语变成广播语言也不是那么服气，或者说不那么得心应手，正在努力地让我们明白其中的奥妙。那时候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不是北大就是人大或北师大吧，都得过名师真传，有一套民国传下来的讲法。我们已经算二手货了。比如古代汉语老师把他的老师王力请来，镇住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听王瑶先生讲过课，也是他的学生我们的老师请来的。挺早地殷老师就去世了，听说是1954年武汉发大水时在教室里坚持上课落下的风湿性心肌炎之类的疾病——大水淹到膝盖。她是武汉大学毕业的。
在殷老师这门课上我得益不少，于是后来写广播稿，播音员最喜欢，说，小李——那时候我还不是老李，更不是现在有人叫的李老——你的稿子，咱就是爱读。稿子写完，先给部门主任看，他签个同意啥的，再送给总编审。部门主任不敢说啥，因为整个台里，有史以来，我是第一个广播学院科班出身。总编签了可以播出的意见后，会聊几句：小李，写得好啊，从前没有像你这么写的，很有知识，我看了都学到了，不过——重点在这儿，领导不容易当，不说出点意见显得没水平——人民群众是不是听的懂啊，这曲式什么的？好了，以后不写就是，心想。只是挡不住有时候技痒，还是要炫一些专业词语，不过后来总编也就没再说什么。大概因为有一次，局长在全局大会上讲话，那时局里正在办电视台，从过去的广播事业局改名为广播电视局。局长兴奋，说，今后啊，像小李这样的，就可以直接上电视去讲音乐欣赏嘛。1958年，毛泽东看了中国大陆最早的电视播出，说，今后可以在上面讲哲学了。中南海，天津产的电视机，播出台标是“北京电视台”即央视前身，因为信号只能覆盖北京城区，并且京城里拢共也只有几十台电视机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属广播电视局管，由两位副局长分着管，局长统管。而所谓总编不过是广播电台的，其实是总编室主任，大家略去了后三个字叫他，跟局长还隔着好几级，小官一个，于是从此不会再有意见显示高你一头了。其签了字，就可以交到播音组，由他们安排人播，然后把播好的交给录音员，负责播音与歌曲的合成。
分管广播的副局长比较老，眼神让人觉得你老复杂了，就不怎么待见。分管电视的副局长不同，姓瞿。江南瞿姓应该是大户或书香门第，瞿秋白即为此地人氏。所谓“常州三杰”是也，还有两位乃恽代英与张太雷。后者跟我长居的广州有渊源，组织过“广州起义”。哪年的事总记不清，因为百余年来广州起义太多了，自孙文起，不计出生在广州花都后来在广西造反的洪秀全。毕业时，先到常州市人事局交派遣证，接着到市广播电视局报到。局里安排了间集体宿舍，同住的是两位同年报到的南京邮电学院毕业生。恢复高考后头几年，大学毕业生抢手，据说我是抵债用的——上一年常州市人事局去北京广播学院要了一位毕业生，但最后改派到省台了，第二年继续要。听说是广播局长亲自去要。回头看，这位江局长，名字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江其华，属于很明白的中共干部，“文革”前大学毕业，工科出身，知道要什么人。两位南邮毕业生，可以介入正在建设的电视台。一般而言，各地新建广播电视，工科出身的人领衔最好，实在因为这是个技术活儿。文科生呢，不是不重要，但新闻部分，可以自学，可以在实践中成长，而且报社经验丰富，挖几个人过来就是。只有广播文艺，似乎有点儿玄，还是弄个科班的人过来，至少看看他在学院学了些什么吧。不是吹牛，那年头，市一级广播电视台，广院的毕业生，实属凤毛麟角。有个长江中下游文艺广播节目交换联盟，几十上百个台参加，广院毕业的就我一人。于是我还经常地被局台领导当作一个可以稍微吹几句的重视人才的例子，一般会说，北京广播学院高材生。不知道高材生这话怎么来的？我是福建考生，毕业时要求回江苏，那时候除了留北京，哪儿来哪儿去。要求破例了，尽管理由充分——母亲去世，父亲需要我这个独生儿子在身边。于是学校想到常州要过人没兑现，可能还跟要人单位说了几句我的好话——总不能派个烂人去。那时候开始重人才了，在大学时，雷祯孝王通讯到处讲“人才学”，我还听过后者吹牛。大学生很受用，觉得自己就是人才，掉到窝里去了，讲到心上去了。其实是个普普通通的道理，《三国演义》主要是人才故事。实在是因为“文革”中“臭老九”的说法与搞法，据说典出元代的“九儒十丐”，书生比丐帮强一点，祖上可能是丐帮，到我有进步。《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说“老九不能走”，老邓1975年出山，用了这句话。
为什么当时别的市没有广院毕业生，只有常州能弄到呢，跟其是个工业明星城市有关。“文革”中，据说这里工厂一直开着工。1976年初《人民日报》某天头版报道了这个城市如何“抓革命促生产”，据说一位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临死前还念叨着生产的事。那时候中共两派斗争激烈，“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因为老邓复出抓生产。都是政治家吧。不过从实际效果而言，多年以后，后者的举措，还是带来了一部分人生活的改善。那么工业明星城市跟弄文科的人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品牌效应了。很多年后我到华南理工建新闻学院，听研究企业文化的段淳林教授谈品牌传播，于是就成立了一个“品牌传播系”，请她当系主任，其实就是广告学专业。
再来说局长怎么就看出我可以上电视讲音乐欣赏呢？不仅仅因为“每周一歌”，那于显示我的水平实在有限，尽管每天播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每周就是三七二十一次。那会儿城里还有高音喇叭，早晨上班、午餐以及傍晚下班时段，全城大街小巷应该还有乡村，都会响起我编的这个节目。台里的老前辈韦布先生后来说，还有一个有线广播站，同步播咱无线台的东西。坐在编辑室里，听见隐约传来的“每周一歌”，脑海里便浮现出一派振奋与祥和的景象。振奋是革命歌曲带来的，如今叫“红歌”；祥和是现在说法，当年有点儿靡靡之音的感觉，比如《月亮代表我的心》。至今我不听流行歌曲，但记住了奚秀兰这位香港歌星的名字。其实选这首歌不容易，总编皱了很久眉头，看我站在他办公桌前不走，说，试一次吧。结果有机械局的团委书记，听后请我去给他们属下工厂的音乐爱好者讲课。在我来说，是挣点儿外快，在局一级干部里，就有所风传，说电台那编辑不错啊，活跃工厂的业余文艺生活啊。当地特别讲究文化人深入生活，为工农兵服务。没有什么来由，不过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42年指引的精神至今。同为局一级干部，常在市里一块儿开会，广播电视局长便知道了。那位团委书记，跟我成了朋友。他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十分优秀，但没有背景，一级级爬，总算在50岁以后，上到了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于我而言，是大官了，而且是朋友里凤毛麟角的主官，主掌一地的长官。这儿要不要提及其大名呢？
以上说的是市一级的广播电台。后来我到省台，看同学做节目，感觉一个月只要一天就做完了——比如戏曲节目，有很多存货，拿出来编编也就是换几句解说就得。于是想，以此类推，中央台或许三个月半年只要工作一天。或许夸张了，中央台的人会生气。不过中国历史上不就是这样吗？即便是偷窃，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有好几位同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中一位刘志宏大学同宿舍四年，毕业实习还一块儿在贵州台三个月。毕业以后，把当时去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采风得到的几首侗族情歌加点儿解说编出来给他，没想到就给播出了。1984年，中国已经有点儿开放，而且少数民族文化，即便从前，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也就是谈情说爱，刘三姐，阿诗玛。尽管后来知道这不过是让我们知道的。稿子就那么回事，刘同学用心，他不仅编配了合适的音乐，还请了合适的人播，并通知我播出时间。一听节目便惊了。这位名叫张悦的播音员，嗓音极特别，在整个中央台里可能独此一份，就是那种甜甜的说嗲不嗲说正不正无法以语言描述但情歌念出来应该就是那味儿的。以至于后来她到央视主持一个什么节目，我也尽量看着，就为了听她的声音，当然，长得也好看，一副知性女生却又柔顺的样儿。声如其人，闻声识女人。现在想，她或许是我唯一追过的星，从电台追到电视台。所谓追，是要有时长的，还要空间变换。

第四十三章 没有996的微软校园与李小龙的便利贴
听了马勒，今天可以打道回府了。“来都来了，不急。”女儿说还安排了几处，看完再回。
车子从贝尔维尤（Bellevue）的住处开出来，一路向东，切入了在雷德蒙德（Redmond）的微软园区。
因为是星期日，这个占地3000亩、由125座大楼拼成的园区，安静得像一座死城。一座接一座方形建筑整齐排列，从1986年的180亩地6座楼800员工开始，不断扩建到如今规模。林克仔细看了地图，大约南起24街，北至60街，西起148街，东至Bel-Red RD（近168街）——整个园区街道南北36条、东西20条，是为一个长方形。
父女俩在空无一人的园区里转悠了半天。整个上午，他们统共就见到了两个人：一个推着婴儿车散步的年轻爸爸，一个在连廊底下缩着脖子抽烟的加班族。
“人家这儿没有996。”林克站在92号访客大楼那扇紧闭的玻璃门前，“国内要是周末连个保安都瞧不见，大家一定以为这家公司要倒闭了。”
女儿以巨大的“Microsoft”标识牌为背景，给林克拍了张打卡照。
“Microsoft Campus，这是微软校园的意思？”林克注意到Campus这个词，问女儿。
“是呀，IT男跟你们学校的工科生差不多。”女儿回国时去过老爸的校园，对华南理工大学很有感觉，其实是刚好赶上下课，太多的帅哥涌出教室，涌向食堂。隔着玻璃看空荡荡的微软员工餐厅，“程序员可能都不好好吃饭，还没你们华南理工的饭堂大。”
林克走在跟自己的校园占地一样的Campus，想着1986年微软入驻这片地皮的时候，中国还在彷徨，既要经济建设，又要反对自由化，学潮一波接着一波。直到1992年老邓南巡，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不改革谁下台，然后才有了现在。微软园区是林克想看看的，既然已看过苹果园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毕竟是他的同龄人，虽然于他更有感觉的后者已经走了，但人生在世，能干出什么样子，这两位实在有教科书价值。
“中国人多，只要有一部分人买得起电脑和手机，微软和苹果就能发大财。贸易战打起来对谁都没好处，按规矩办，讲点儿诚信，美国人还是想跟中国做生意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人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懂了，并不计较，中国干嘛摆出一副战狼的架势？”林克一时无法回答女儿的问题。
看完比尔·盖茨的空城，他们驱车前往西雅图中国城，这是父女俩共同的议程。
“陆荣昌亚洲博物馆”（Wing Luke Museum）在中国城窄窄的街上。当年才四十岁却因空难去世的西雅图华人议员陆荣昌，后人用其名号给亚裔移民在这个新大陆的底层挣扎，留了个微弱的灯火。
馆里有个李小龙的专题展室，只有一百来平米。墙上挂着他在华盛顿大学修戏剧和哲学时的老照片，还有那些用香港动作片导演的老底子在好莱坞练摊的剧照。
最醒目的墙面上，黑色的毛笔字写着他的那句名言：“Be like water”（像水一样）
“上善若水，老子的意思是最高级的东西像水一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跟古希腊赫拉克利特一个意思——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林克双手抱臂，在一幅李小龙踢飞美国壮汉的剧照前站定，“这哥们儿聪明，功夫离不开苦练，但如果没有理念，就是一个莽夫。有了理念，西方人才容易懂，也才能传承。可惜啊，练得太苦，心太急，伤了自己——华人要在西方世界被承认，到底是要脱层皮的。”
展室的一整面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粉色、黄色的便利贴。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留下的感言。
1999年《时代周刊》评选世纪百人，这位三十多岁早逝的华人小伙子赫然在列。林克看着那一墙像鳞片一样的纸条，想到了香港和台北街头的“列侬墙”。如今，“像水一样”，甚至成了那些在街头抗议的孩子们的行动哲学。
“爸，你看这儿。”女儿拉了拉他的衣袖。
博物馆的二楼。空间被艺术性地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幽暗的旧船舱。
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上去，仰头能看到一束从屋顶天窗漏下来的微弱天光。耳边，音响以极低的分贝播放着海水拍打船舷的哗哗声，伴随着广东腔的低沉解说。
这个名为《东与西之光井》的设计，让林克一下想到了前几天在俄勒冈海边看到的那个“雷神之井”。这个全景式的装置艺术，把一个多世纪前，那些坐着底舱漂洋过海、仰头指望着新大陆一丝天光的亚裔移民的绝望与期盼，活生生地融进了这个空间。
站在那束天光底下，林克把几句藏在心里十几年的话，借着这旧船舱的浪声对女儿说了出来，“老爸其实心里疼你得紧，但凡在北美看到这些老移民的历史，我就想，俺闺女是第一代，同样受了不少罪啊。”
女儿扭过头，看似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爸，瞧你那文人的酸劲儿。如今漂洋过海，没有当年那么难啦！”

插部 抵达之谜
【选自拙著长篇游记《认知北美》关于以上行程的结语。】
九日的俄勒冈观海与西北漫游止于西雅图微软园区与陆荣昌亚洲博物馆，还是很有收束感的。接着一路无阻，一口气开了200余公里，不到3个钟回到温哥华。
此行收获良多。一是接续2017年的加州自驾，走完美国本土整个西海岸；二是观赏俄勒冈沿海奇崛秀美的礁石与既阔且长的沙滩，领略太平洋东岸这一段的风高浪急；三是漫游西北二州的多个小城与两座大城，对美国更多了些观察。
太平洋东岸，是当年亚裔抵达新大陆的门户。华人可能多在旧金山登陆，其他亚裔人士则有更多选择。整个陆荣昌亚洲博物馆反映的不仅是中国，更有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移民初到美国华盛顿州的情状。女儿说，感觉到了从前的海上旅程——博物馆二楼，设计成船舱的样子，通过舷梯拾级而上，仰头可见天光，音响低低地播放着以浪拍船舷为背景声的解说词，真可谓身临其境也。看说明，该设计命名为《东与西之光井》，想到“雷神之井”。井在西方，或为具象征意义之物。当代艺术里有一种“全景式的装置”，这是一个杰作。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有一部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描述移民在异国他乡“日益熟悉和改变的观念”。其祖父母19世纪末从印度抵达中南美洲的特立尼达，是种植园里的契约工，他自己1950年代从特立尼达抵达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从印度到中南美洲，想是要渡过太平洋的，从特立尼达到英国，一定要飞跃大西洋，就这样一路向东，不断抵达，成为这个家族半个多世纪生存发展的轨迹。抵达是艰难的，像登陆俄勒冈海岸一样。每每想到这艰难，往往生出恻隐之心，疼惜女儿15岁离家18岁出国，尽管怕影响她从没表达出来。不过在北美，但凡看到有关移民生活的历史，女儿会说，如今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生活发展不难。我想，有钱人家是不难。
如果将目光更长地投往历史深处，新大陆的绝大多数人，谁不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谁的家族不是来自旧世界？比尔·盖茨的曾祖父1880年代从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来到西雅图，后来还到过更西北的阿拉斯加州，其家族祖先则是更早抵达北美的英格兰人。先来后到，先来的不容易，后到的也不容易，个人与家族的生存发展，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我跟我的学生们常说，不要埋怨你没有生在富贵人家，不要羡慕别人出身比你强，只要你现在努力，你就为后代创造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而移民，尽管不容易，但也可能是条捷径，因为你或许生在一个发展停滞了的地方，这不是你的错。
浩瀚大洋，巍峨高山，既是阻隔，又是吾等抑或后代抵达彼岸世界的通衢大道——用脚投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