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大陆

第十一章 自西而东的肉身跨越与哈莱姆的夜眼
2015年盛夏，已在温哥华客居两个月的林克，被女儿递过来的一份半月休假计划打动了。原本只想在这座安静的海滨城市多陪陪女儿，现在看到了计划上的“美国东岸”几个字。
“爸，具体哪些地方你来定，不要考虑我去没去过。”林克知道，女儿参加国际会议，去过不少地方。
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谷歌地图，手指掠过美国东北部那片密密的城市群：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拖着沉甸甸的近现代史烟云。
对于学新闻出身、教了半辈子书的林克而言，巴尔的摩和费城是有着致命诱惑力的。前者是世界上第一条电报线的终点（1844年，莫尔斯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向巴尔的摩发出了那句著名的“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后者则是《独立宣言》的诞生地。
半个月的假期太短，地图上的地点太多。
“只能壮士断腕了。”林克圈出三个核心坐标——“首都”华盛顿特区、“商都”纽约，以及北边的“学都”波士顿。
8月15日下午2时，美国联合航空的班机从温哥华国际机场腾空而起。
5个小时的航程，在白昼与暮色的交替中度过。廉价航班机舱座位前的小屏幕上，循环播送的广告里插了些免费娱乐片段。想要看大片？付费。想要连Wi-Fi？续费。
林克把脸贴在舷窗的冰冷玻璃上，贪婪地俯瞰着大地的骨骼。
飞机沿着美加边境的美国领空一路向东，其横跨大陆的方向与角度，恰如中国从乌鲁木齐至上海。飞过西部隆起的洛基山脉后，地表平缓了下来，进入绵延不绝的中部大平原。再飞两小时，机翼下方掠过大片在晚霞中泛着幽蓝微光的水面——那是浩瀚的五大湖。
看着这片土地，林克想起19世纪下半叶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Land-Grant Acts）——“赠地大学”。当年联邦政府把中部大块土地划归各州，只是规定获得赠地的大学必须开设农业、机械工程和军事学。
“工、农、兵齐了。”林克还想到全球最早开办新闻学专业的密苏里大学，就是这么在玉米地的包围中生长出来的。这些赠地大学成了几十年后崛起的“美国世纪”的领头羊。
对比神州，晚清的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亦曾奠定现代教育的骨架。到了1950年代院系调整，重理工农医、轻文史哲法，其实中国也是这个思路，大学被改造成了为工业化流水线输送零件的工具，顺带着，把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和骨头一起管控了。
美国东部时间夜里10点，地表陡然绽开一张如同繁星坠落的巨大光网，纽约到了。
时差在这一刻完成了三小时的跳跃。走下飞机的刹那，林克脑子里闪过梁启超在1903年写下的《新大陆游记》。那年年末，莱特兄弟试着飞向天空，梁任公在温哥华坐上横跨加拿大的蒸汽火车，一路向东经渥太华、蒙特利尔再折往南，走走停停，前后费时十余日才摸到纽约的边缘。
如今，这5个小时的现代飞行，将他瞬间扔进了拉瓜迪亚机场（LaGuardia Airport）的钢铁子宫里。
拉瓜迪亚是纽约三大机场里最小的一座。这天夜里，机场接驳曼哈顿城市地铁的轻轨列车坏了。
混乱、拥挤、噪杂，大都市的麻烦在出站的那一刻立竿见影。林克和女儿拖着行李箱，在湿热的夜风中排队，然后挤上一辆接驳大巴。
大巴里的空气黏腻、滞闷。司机座位旁的白线外本不该站人，可黑压压的人群早就把规则踩在了脚下。林克有一种回到中国大陆的恍然。
“嘿，老先生，把你的箱子搁这儿！”一个嚼着口香糖的西人小伙粗鲁而热心地把林克的行李箱甩到了前排已堆满的行李座上，顺便拍了拍林克那件有些起皱的旧皮夹克。林克心想，在纽约人眼里，自己大约已经进入了需要被照顾的“年老色衰”之列。
转乘到地铁，车厢宽敞些，气氛也火爆起来。
“欢迎来到纽约！”几个显然是喝足了小酒、满脸通红的年轻人冲着这对亚裔父女大声嚷嚷，车厢尽头有人和着铁轨的撞击声大声嚷起了Rap（说唱音乐）。
在温哥华住了两个多月，林克习惯了加拿大中产阶级那种甚至有些虚伪的严谨与礼貌。而此刻，纽约地下铁正散发着一种辛辣、刺鼻的生猛活力。
这里没有温哥华那种好山好水的寂寞，地上随处可见烟头，嗅觉里都是酒精与废气。它脏，它乱，但有一种“好脏好乱好快活”的动感。林克想起龙应台的一句话：太整洁的地方往往缺乏创造力，就像新加坡一尘不染，而法国的街上经常能踩到狗屎。
纽约，就是那条塞满了自由与创新的、踩得到狗屎的街道。
女儿把纽约的住处，订在了曼哈顿的哈莱姆（Harlem）。不知道是不知道呢，还是想借老爸的胆，看看著名的黑人聚居区。老的亚洲旅游手册里，哈莱姆几乎等同于“贫困、枪支与犯罪”，但因为这里的价格实在划算——60平米的一室一厅民宿，带一间可以煲汤的独立厨房，每天只要180美金——女儿在Expedia（亿客行）上敲定了这个住处。
下半夜两点，哈莱姆的街头依然热闹。路灯昏暗，街角石阶上坐着好些体魄健壮的非洲裔，有人穿着肥大的背心戴着耳机打瞌睡，有人在大声聊天。空气中不时划过警车刺耳的尖鸣。
门锁上挂着密码盒。女儿借着街边微弱的光线，按下房东在电邮里给的密码，取出钥匙，开门、进屋、洗漱，父女俩心照不宣，动作敏捷得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军事撤退。
第二天上午，白人房东特意上门探望，怀里抱着一瓶阿根廷红酒和一篮新鲜的苹果。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这位中年白人再也没有出现过，把这间充满上世纪初红砖风情的屋子彻底留给了他们。
在电视机下方的抽屉里，林克翻到了一本厚厚的曼哈顿分类地图。茶几上有一本精心装订的带中文的民宿介绍册页。封面上，房东用铅笔工整地写着一句话，显然是为了安抚初来乍到的东方房客——
“请不必为夜里坐在街头的人感到紧张，他们是这个街区的耳目（Eyes and Ears of the neighborhood）。”
看着这句话，林克哑然失笑。这不就是美国版的“朝阳群众”和“居委会大妈”吗？资本主义的微观自治，到了底层，逻辑与社会主义管理方式，竟然出奇地一致。
美国当代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在1997年参加过哈莱姆的十公里跑，他在回忆录《八百万种走法》里说，黑人居民看着大批穿着短裤、骨瘦如柴的白人在周日早晨跑过他们的街道，眼神里全是困惑。种族隔离的幽灵，在这片红砖楼房之间盘桓了近百年。
大萧条与二战后的产业空洞化，曾让这里变成了繁华曼哈顿溃烂的伤口。直到1990年代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出任，铁腕扑灭犯罪，哈莱姆才从血腥的明日黄花里醒过来。
2015年的夏天，林克在这里呼吸到的空气是自在的。
出门走不上几百步，就能看见一座尖顶的教堂。教堂多的地方，世俗的戾气总会被规训一些。街头宽阔的人行道上，延伸出许多露天餐桌，半夜里依然有大批白人情侣和黑人青年在这里喝着冰镇的淡啤酒。
一个在街头跟林克借火的非洲裔姑娘，听到他是“Chinese”时，相当亲近地说，“我有一个兄弟，现在就在Wuhan（武汉）！”
这种跨越半个地球的奇妙勾连，让林克更加松弛。
哈莱姆是美国黑人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的震中。林克不懂后来的嘻哈及Rap，但知道国内的电视台曾短暂地火过几天，随即就被国家广电总局开启了冰冻限制模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第133街（摇摆街）上，曾有超过125家地下酒吧和爵士舞厅在禁酒令的阴影下通宵营业。
那是白人与黑人绝不能同台演出的荒诞年代。白人想要演黑人，必须把脸抹得乌黑。
1936年，年轻的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在哈莱姆的拉斐特剧院拉起了一支全黑人的班底，强行开演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
也是因为专业关系，林克研究过威尔斯。这位白人天才在二十多岁时，就用一部广播剧《世界大战》让美国听众以为火星人真的攻入了地球而争相逃命，后来他又拍出了在电影百年史上排名第一的《公民凯恩》。
站在第125街地铁站那幅巨大的马赛克壁砖画前，端详着像敦煌壁画那身姿飘逸的吹着萨克斯风的黑色面孔，陡然地，一股感动涌上林克心头。敦煌女神弹奏的琵琶，其实是西域传来的乐器；过去的二十世纪是电影、广播、电视的天下，天才在媒介的红利里燃尽了生命；到了世纪末，互联网横空出世，黑人的嘻哈乐从哈莱姆的红砖墙缝里溢出来，最终变成了全球年轻人的通用货币。
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地联系着。

插部 忆我的海南之行
【林克的生命里，与抵达纽约可以归于一类的感觉，可能只有1980年代末的中国海南。作者翻出他的旧文，懂的读者就懂了。】
记不清是五次还是六次到海南了。
第一次是1988岁末，记得在海口过的1989元旦。原来在内地广播电台的同行胡彬，此前已进入新成立的海南省广播电台，单位还给了一间房。他让我们夫妇住，自己不知上哪儿打地铺去了。印象最深的是时值内地寒冬，有一个公共洗澡的地方，喷淋头流出的是凉水，但并不觉得冷。再有就是没有内地有些省城当时已能见到的高楼。胡彬说单位对面的海口宾馆是海南最豪华的酒店，好像只有三四层高。到处都在修路建房，海口是个大工地。
可去之处是老城，有几条南洋风格的骑楼小街。女人把小煤炉从骑楼内的家里拎到骑楼外沿的路边，炒菜做饭，卖给我们这些游荡的大陆人。小桌小椅，蹲坐着，但饭菜可口，青菜与海鲜一块烧，不好吃才怪。骑楼街上有不少餐馆，多为大陆来人开的。记得有一家水饺店，店名“赔得快”，食客很多。老板是东北来的，好像还是文艺界人士，跟食客招呼打得像都是在大陆的老朋友。
1988年从大陆来海南的，就是北京决定搞大特区后到达的第一拨人。胡彬曾写过当时情景的文章，也记了我一笔。我理解是他想把当时阵容写得尽量大一些罢。于是这也成为我永远的惭愧——因为终归没来扎根。
第一次感觉一下，第二次是为来而来。应该在1989年春夏之交（记得可能因为头发长，像个从学校里跑出来的人，进岛时被军警盘查过）。在类似后来人才招聘的地方，到海南日报的摊上填了表，申请的是评论部的职位。胡彬说，会去报社督促一下。感觉真是希望我能到海南跟他做个伴。于我，何尝不想换到这个冬天可以洗冷水澡，街头可以吃女人烧的家常菜，空气里都写着“自由”两个字的地方！只是，当年航班少且机票贵，每每想到要渡海还要再换几次火车才能在老父有事召唤时到达，便犹豫了。
这就一直到了2000年。新周刊搞年度中国电视节目榜发布，我因在1998年参与做了那个《弱智的中国电视》专题，被邀请参加（1999年该刊首度发布了电视榜，2000年他们想搞大一些，拉了海航赞助）。大约在冬季，免机票和住宿费到了海航在万宁那边的兴隆酒店。来了很多记者，时在《南方周末》的朋友向阳也来了。就跟他混在一起，听海航老总陈峰大吹海航。这是中国从那时到现在唯一的民营航空公司吧？后来既是《新周刊》副总编辑又是华南理工大学同事的周可当时在忙会务，照顾着大家。看到师弟白岩松，他上了主持人榜，来领奖。颁奖仪式则是凤凰台做的，感觉很“民间”，就是特亲和随意的意思吧。哦，台湾那个电视明星也来了，胡瓜，他跟当时很火的“非常男女”的女主持人一块主持颁奖仪式。在上主持台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绊倒在台前。爬起来的时候说，他是在向获奖者膜拜。
会后，几个小时车程回到海口，去见已到了“海南在线”负责内容的老友胡彬。
“海南在线”即后来著名的“天涯社区”母网。其时各省的互联网“在线”，均为邮电局官办，业务主要是做电话线接通互联网吧，除了可以发电邮，没有多少信息可看。仅有的例外，“海南在线”是民办。就像后来我到“澳门卫视”探班，才知道也是私人办的，澳门官办的叫“澳门电视台”。跟“一国两制”有一拼，或者这就是所谓“大特区”的一点可能性吧。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邢明同学，可能是靠炒股起家，积累第一桶金之后办了“海南在线”。于我而言，听说学中文的做互联网，佩服得不行。
在胡彬租住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的住处呆了几天，附近就是“海南在线”办公楼。他单身，家里干净整洁，每天有位小时工来做一顿饭及打扫卫生。每天看他走路去上班，也到他公司看一眼，更多是在住处看他早上起床即用内容总管的权限删稿，边删边嘀咕：这些没干过新闻的家伙！大概整个网站，只有他在新闻单位干过，尽管干的是文艺编辑，但政策口径啥的也都要懂，因此才能搞清楚什么是有新闻价值的和什么是犯忌的东西。
从1988到2000，12年过去，海口城市建设已经很像样了。高楼开始林立是一方面，感觉好的还是住宅街区的宁静。房子样式赶不上内地大城市的时髦潮流，外饰偏于朴素，但氛围平和，生活方便。可能还是因为人口不多。其时海口，当年的大陆来人，要么定居，要么大浪淘沙式地离开了。这么说或不准确。因为像潘石屹这拨人，虽在海南得到过历练，但不久就找到财富之源——北京。“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此话只是对着小富们，要想大富大贵，回头看，还是要往首都奔。这一点，我有自己的人际关系体验。比如说，第一次到海南，老朋友胡彬介绍与他的安徽老乡宋世鹏认识。宋先生当时无疑是个超万元户，他从修理电器起步，在家乡淮南已经兼并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无线电元件厂吧。记得当时他说来海南是为了找钱，很多项目发展需要资金。过了一年多，1990年，我在北京为中国作家协会张锲先生兴办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做音像公司，宋先生突然联系我。见面是在前门的一个小旅馆里，我问他来北京贵干，他说还是找钱。说钱不在海南，不在深圳，不在广东，而在北京。言下之意，钱都在中央银行呢。又过了两年，1992年吧，宋先生又一次在北京召见我。这一次说召见，不夸张，因为他住北京饭店贵宾楼的总统套房。无疑找到钱了。
尽管当年大声呼喊要在海南建大特区，但风云变幻，海南平静下来，像一个正常成长的孩子，慢慢长高，或者说长成海南应有的天然样子。海南，是一个像“秀英”“美兰”这样的民间姑娘——海口的港口叫“秀英”，机场称“美兰”。美归美兮，不要给她太多的时髦装扮罢。
忆海南之行，也是忆青春，忆曾有过的自由吧。
1988，当北京宣布海南要成为大特区后，有周边省份的朋友来我当时居住的武汉，说是要去海南换个活法。从武汉乘火车到湛江再换汽车到海安然后乘船过海，是一条常规路线。夜半，居所小屋里，过客们嗓音越喝越高，记得有来自安徽的搞美术的杨群，以及在淮南广播电台的朱树人？
所谓1980年代，就是在中国还有别样的地儿可去的年代吧。有人去了西藏，新疆，也有人去了深圳，汕头，厦门，珠海，最后，有了一个“大特区”海南可往。
前面说到的宋世鹏，1988岁末在海南相识后，1989年4月初到武汉找我，说是要在海南建一个私营电视台。我笑了，说不可能，一切权力归农会，中共从1950年代起就开始收拾私营报纸，广播电视则从来没有私营过。宋先生说，所谓大特区，大在有更大的实验，特区即实验区。说是已经跟广电部谈过，不是没有可能。海南省初设，搞“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没钱，就会允许民间办电视台。想起武汉长江日报的一干人，此前亦在策划私人办报，于是半信半疑。
这就按他的要求，先找技术专家。找了北京广播学院无线电系的同学，在湖北电视台的聂工，请他挑头并物色技术人员。内容方面，宋先生许我为日后的总监，一切拜托云云，我也自信满满。至于建台资金以及广电部批准，就由他去折腾了。
1989年的春天，一切皆有可能。
宋先生的故事，我在微信公号里有专篇。此人的特点即会做梦且敢去圆梦，其圆梦的基础是懂官场、能找钱以及会用人吧。后来的10多年间，也不断听到他的消息，所谓创意无限，今天的说法是IP多多。
2005年寒假期间，我第四次到海南。因为已在广州的高校就职，感觉距离不远，就自驾而往。仍然是住胡彬那儿。这回才知道他已是“天涯社区”的总编辑，并兼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涯社区在互联网的地位，已在社区方面领先全国。海南省作协也是高手如云，有韩少功等人领衔。在海南这个地方，既安居又乐业或是最美的事。故而最感兴趣的还是老朋友在海口市区买了一套三居室二手房，居然每平米只要1600元。我又一次心动——既然没能到海南从业，或可在此买套小房？
终归还是没买。
2005那年来海南，也是在胡彬家里，完成了一本书的最后编订——《被遗忘的影像：中国新纪录片的滥觞》。此书与另两位作者做了几年，一直未能定稿，而在海口，如有神助，不及一周，大功告成。
然后即去游玩。到了文昌——胡彬其时女友的老家。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看看宋氏三姐妹祖居的风水。果然不出所料，文昌女孩天然纯朴，乡野妹子别样光彩。其女友家四姐妹，亦个个出色，有读清华的，有学金融的，老大，即其女友，则是准备开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
记得年三十在她家过的。四姐妹巧言俏色，反正我是醉了。
还去了靠近三亚的猴岛。天涯社区开年终总结会，我是外人，允准末座观光。住在沙滩上搭起的简易旅舍，但盥洗设施一应齐全，离海近得浪可以打到门前。
全程环岛自驾，东去西返。钢琴家新学的车，手痒，于是一路她开。
记得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正消之际，全球性地倒了不少网站。问胡彬情况如何，他说“天涯”没事，持续有一些不大但有收益的服务或合作项目，以补当时大家都没有找到的盈利方式。看多了互联网的大轰大嗡或大吹大擂，明白这一行亦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的。他是中国最早的网民，大约当时只有几万人吧，故能在后来出版国内第一部关于“网恋”的长篇小说，早年常常指点我怎么使用互联网。1998年，他来大陆，随身两个包，一个装手提电脑，一个藏自己专用的保龄球。亦喜自驾，后来还出版了一本关于汽车文化的长篇小说，也是国内首部。如此而言，当选海南省作协副主席，牛皮不是吹的。此前，我一直把他当做一个长笛高手（他在家乡教的学生后来在美国成为名家）以及音乐专才（他在广播电台组建了海南交响乐团）。
从1984年相识，到1988，2000，再到2005，20余年，胡彬一路走来，令我这个不轻易佩服人的家伙，也不得不赞：人生之路，无非“不悔”二字；有志之子，虽在天涯海角。
一个念头渐生：至少与他聊聊互联网吧。于是有了2008年的海南之行，跟他做了一次对谈，整理出来发表在国内顶级学术期刊《现代传播》上。
做完与胡彬的对谈，本来还想再做一些天涯社区研究的，但听说已有一本专著，中山大学的一位博士做的，遂断了念头。于是就跟胡彬的一些同事在海边吃吃海鲜喝喝酒，在一个可以无限次续杯的咖啡广场聊聊天。记得给《现代传播》的原稿，因为分隔段落，加括号写了一句“来续杯的小妹挺可爱”，发表时被删掉了，学术期刊不带这么玩的。
潮起潮落。海南还在平静地发展着。只是，那个年代，过去了。

第十二章 第五大道的品牌与摩天楼下的摆摊
在曼哈顿，东西为“街”（Street），南北为“道”（Avenue）。街道的数字顺序自东而西、由南向北递增。
这种用尺子在这个其实是岛的土地上划出的几何秩序，对于在武汉生活过几年的林克而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武汉也是街与道的走向不同，只是没有序号。反倒是到了北京，地名里东南西北套在一起，一个“北京西站南广场东”，能把每一个南方人看得晕头转向。
第五大道（Fifth Avenue），无疑是曼哈顿南北向九条大道的中轴。
这是一片由钢筋水泥和浮华欲望构成的摩天大楼丛林。上海陆家嘴固然也有这种高耸入云的体量，但在曼哈顿，底蕴上到底像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小巫”。
在遮天蔽日的大楼下，林克并不觉得压抑。他只好想，可能是虱子多了不咬，见多不怪。
东西向的34街到60街之间，是著名的“梦之街”。香奈儿、路易威登、古驰、卡地亚的橱窗像是一场永不落幕的世界军备竞赛。心底里，林克对这些奢侈品不屑——品牌不过是加价的合法外衣。更何况，这些“外衣”的针脚里，大都藏着“中国制造”的“功夫”。
当他们进入一家高级皮具店的大门时，穿着笔挺西装的白人客服立刻凑了上来，用熟练的中文微笑着问候：“你好！”
林克有些吃惊，随即心领神会。一批先富起来的同胞在这条街上抛金如土，才换来了他今天这位退休教授所享受的“礼遇”。看着几位华裔面孔的柜姐，他压低声音对女儿说：“不知道前面来的人，有多少现在被‘双规’了。”
在所有的资本图腾里，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是最让林克琢磨出况味的地方。
这个由19栋摩天大楼组成的“城中城”，在华尔街之外开辟了纽约的第二个中心。每天有25万人在这里上班、观光、纳税，林克让女儿陪着，去了三回：中午、下午、傍晚。
他着迷的是主楼（GE，通用电气公司）正前方那个小小的“市民广场”（Lower Plaza）。
这个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被硬生生挤出来的空间，是建筑史上远远早于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建筑物不再是取悦上帝和皇帝的工具，而是巧妙地利用大厅前的台阶和下沉式广场，为普通人提供的一个消费与歇脚的码头。
坐在“海峡花园”（The Channel Gardens）的石阶上，林克观赏着眼前发生的神奇一幕：
下午五点，高耸入云的主楼门前，各大公司的白领刚刚打卡下班。几个穿着围裙的菜农开着皮卡过来，在各大奢侈品橱窗的夹缝里撑起帐篷，大张旗鼓地开始摆地摊卖洋葱和卷心菜。
相机拍不下背景里高耸的大楼，下沉式广场的菜市场充盈着取景框。
“人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林克大为赞赏。后来他去华盛顿的国家历史广场，在联邦政府的机关大楼旁也看到了同样的菜摊。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生活市井的强行缝合，消解了庞然巨兽给普通人带来的渺小感。
在GE大楼旁，林克还看到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著名的晨间节目《今日》（Today）的通透玻璃演播室。
他曾撰文批评过中国央视的《东方时空》，《今日》无疑是其参照系。前者做不到的是，主播在玻璃房里播报，窗外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
今天，林克看到了一位年轻的电视台记者。一个三脚架，一部单反相机，记者自己调好焦距，跑到镜头前开始单干户式的“自说自话”。
路过的纽约市民目不斜视，甚至连看一眼的欲望都没有。
当年依靠职业尊贵感提气的电视记者，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互联网世代，最终也变成了一个在街头孤独谋生的“手艺人”。

插部 弱智的中国电视
【发表于1998年5月1日出版的《新周刊》，节选。请读者见谅，在作者看来，小说已不是故事载体，而是个读物，同时也是个筐，可以装下任何形式的文字。】
中国电视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它喜欢自说自话，自夸自赞，办起节目来也就一厢情愿，目中无人。
以全国知名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产生和几次改版为例。要搞晨间电视，要在早晨做电视节目的改革实验，就成为开办《东方时空》的两个初衷。这里，缺失的是对受众需求的了解。我不断看到有关这个栏目的自我介绍和他人评述，总是充满了传者一方如何苦心孤诣办好节目的细细描绘，而对受者那一方的反应，却只有节目播出后的一片赞誉。这个栏目的一个著名口号“真诚面对观众” ，只是一些中国电视人美好的一厢情愿，包括“表达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也只是表达了中国少数电视人愿意放下架子丢开本来慢待观众的恶习。
晨间电视如何办，有领导的意图，有西方的样板，于是依葫芦画瓢，早期的《东方时空》就成了“拼盘”（块状组合）式样──既有人物专题，又有生活服务，既有音乐之声，又有批评之剑。开办得很热闹，应该说反应也很不错。中国受众早已习惯了你办我看的格局（报纸广播早已如此），而且比起从前的板着面孔，中国电视的确露出了一点儿笑脸。但是播出才半年，由于其子栏目“生活空间”过于轻软，走了一点风花雪月的路子，引起上头的不满，被要求改进。这就换了制片人，试着变开办之初的生活服务型为情绪疏导型，找到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节目宗旨。两年后，又有另一子栏目“金曲榜”被剔出局，原因虽然比较复杂，对外的解释是要办成纯粹的新闻杂志型栏目，但归根结底仍是上层社会不高兴。取而代之的是请人来“面对面”谈话。
这一过程，虽然体现了国家电视台难得的求新图变的精神，但是，就在这一过程中，电视传播的接受特性被忽视了，受众被傲慢地背对了。
今天，至少在中国，大清早的电视是给人“听”的，受众边听边忙着“战斗的早晨” ，只在听到需要看的时候才去看上一会儿。
另外，电视受众对晨间节目的内容要求也和晚间不同。晨间电视节目不宜去表现深刻沉重的主题，大清早的电视受众需要多一点轻松一点的信息和服务，这是常识。
现在看来，开办之初的《东方时空》在内容和形式上倒有其合理之处，多少注意到了早晨受众的收视状态和需求，开播半年后的改变“生活空间”宗旨的行动，却走上了内容和形式都违背接受常识的路子，忽略了晨间电视的收视特点，把节目从以“听”为主转变为必须坐下来看（其时“生活空间”开始以短纪录片型为主，而纪录片不耐心地看就根本不知所云）。
两年以后的改版（剔除“金曲榜”，代之以“面对面”）使整个《东方时空》出现了方向性的变动，更进一步表现出电视台的一厢情愿──一心要办成新闻杂志型而不管老百姓有没有可能看，能不能看下去。

第十三章 镜花水月与身外之物
林克对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向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1998年。
那是一个需要用电话线加“猫”（Modem）接入网络的蛮荒时代。速度慢得像牛车，中文网页更是寥寥无几。林克记得当时有记者问他：互联网修好了路，上面却没跑几辆车，咱上网到底能干啥？
林克在家里接受采访，他让记者到电脑前，一边点开两个在北美的“江湖中文网”（一个看西方的政治评论，一个等世界情色图片慢腾腾释出），一边对记者说：“怎么没用？以后还可以上网逛逛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啊！”
17年过去，2015年的8月19日，他的肉身结结实实地站在了第五大道西侧的主馆门前。
逛“大都会”是一场对体力和视网膜的残酷消耗。
一进门便是先声夺人的古埃及艺术部，老美硬是在室内用现代建筑材料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天井，把一整座埃及神庙连同水池完整地复刻在纽约的中心。
以为进馆拍照会受限制，林克没带相机，结果发现毫无遮拦，赶紧掏出手机。他甚至怀疑看的不是原画，记得在台北故宫，玻璃框住的东西有的都不让拍，很多工作人员监督，感觉他们也累。唯有的遗憾是，比起专业的卡片机，此时他用的iPhone 4s 的像素，还是低了不少。
绘画及印刷品部自然是要看的，但是东西实在太多，看得头大——其收集的北美与西欧中世纪之后的绘画，据说超过万幅。
算了，集中精力看看与中国有关的吧，于是进了专门的中国艺术展厅。其中一个展览顶着颇具春秋笔法的名称：“中国 镜花水月”，内容是一组真人一般大小的青花仕女瓷塑。
主展厅被一种高大上的笔触所统治。一面墙上，循环播放着张艺谋电影《十面埋伏》里章子怡在竹林里飞檐走壁的片段；展厅中央，应该是旅居西方的中国艺术家用白色发光材料仿制了一整片科技感十足的“竹林”。
真正让林克停下脚步的，是另一面墙上那幅巨大的、缺失了一角的元代佛教壁画。
他在国内的各种美术图册里无数次见过它的照片。现在，真迹就赤裸裸地挂在纽约。想要把这东西从山西或河南的古庙墙皮上扒下来，分块、包装、跨越太平洋运输，最后在曼哈顿的展厅里严丝合缝地复原，背后的资本和强权不言而喻。
“窃书不算偷。在安徽泾县大青山脚下，我也见过元代的土墙，上面的画迹早就被风雨吹得看不清名堂了。”林克对女儿说，“在这儿，保护得好，也算留个念想吧。”
离开大都会，林克和女儿坐在公交车上，沿着中央公园的围墙自北向南前行。
在地图上，中央公园是一个用直尺画出的、长长的正方形，完美地割据了曼哈顿中城近一半的黄金土地。这种界线，是百年前在一张白纸上强行操作的结果。
林克没有选择进去走走。
“公园就是公园，不会有什么不同。”他对有些诧异的女儿解释。比起进去躺在草坪上晒太阳，他更享受坐在公交车窗前，贪婪地看着大道东侧那些有一百年以上历史的古老建筑。
他读过美国作家多克托罗的《拉格泰姆时代》，书里写1909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第一次访问美国，名流们带他游览的，就是中央公园、大都会和唐人街。弗洛伊德曾在自传里感慨：在欧洲我总觉得自己受人轻视，可到了美国，那里的显贵却始终与我平等相待。
在这个新世界里，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在多克托罗的笔下，还是“在昏暗的店铺里、玻璃柜台装满荔枝、像猫一样注视着洋人的狡黠族群”。而一百年后，整个中央公园旁边的顶级豪宅，已经开始被中国资本买下、再抛售。
“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林克看着高耸在公园围墙上方的那些超级天际线，心头不免浮出中国词语：身外之物，此之谓也。
在温哥华，林克常用谷歌卫星图和实景图，移动鼠标，缩放拉伸，在屏幕上看那些遥远的街区。人这一辈子不可能走遍天下，但只要你曾在那条脏乱、自由的地下铁里挤过，在哈莱姆的夜空下听过说唱，在那幅元代壁画前失过神，纽约那股子由贩奴的原罪、华尔街的账本和黑人文艺复兴混合而成的“场气”，就已经结结实实地附在了你的肉身上。
读图与身在，不可偏废。

插部 与青年艺术家的交往
穗石村在广州大学城东南，本人所任教学校的教学区边上。
2003年，为建大学城，政府选定珠江上的小谷围岛。在政府计经委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当时他们乘快艇在广州市郊珠江游弋，登了几个岛，最后看中了小谷围（与黄埔军校所在的长洲岛仅以一条小河为界，两岛看似一岛）。定下后拆迁了岛上十余个村子，村民搬迁到江南的番禺区新造镇上，统一安排在新建的“谷围新村”。可能是考虑到大学城建成后需要劳动力吧，岛的东南西北各留下了一个村（其中有的拆了一部分），穗石是之一。公安的朋友说，这个决策让他们很麻烦——有的迁有的不迁，工作难做——有的村民拒迁了10年，直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岛上有几个亚运场馆。
大学城建成后，广东有10所高校入驻，其中广州美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是艺术专门院校，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和广州大学原来都有艺术类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也在入驻同时新建了艺术学院以及后来的设计学院，中山大学则将此前一年建立的传播与设计学院入驻。几年过去，各校学生开始毕业，有一些就留在了大学城，自谋生路。如此届届相传，留下的毕业生与年俱增，甚而有外省的艺术生闻风而来。
穗石村与其他几个留下的村有所不同。因为与学校的生活区隔得较远，供学生生活补充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餐饮）就不太火爆。凡事有弊也有利，该村原有和新建的房屋就成了青年艺术家们的生活居所以及工作场所。今日穗石村，挤满了新建的村屋，如果进村，可见村里老塘的水是黑色的，村边则垃圾遍地。不过青年艺术家们似乎感觉都还好，毕竟有宽敞现代的大学城在村边合着，大环境不错，而且出村即能看见比他们更年轻的妹子们。
2016年春的某一日，应邀在下午6时，穿过学校教学区，到了穗石村，沿村边小道去“龙山居”。这是邀请者告知的地点。一幢三层小楼，楼顶有带花池的天台，落成时间或在1980年代，其时屋主应为广州新富。大约从2000年起，几位青年艺术家租下此楼。几度春秋，人去人来，如今只有租户没变。该楼建成时即已命此名，楼前门楣上镌有“龙山居”字样，内里每个门及通道亦有不一名称。楼主应属有些文化且讲究传统的村民吧。青年艺术家们则另给此楼命名为“阿廖莎”，大约是想洋气一些，或表达对妹子们的欢迎吧。
这是第三回探访龙山居了。第一回在一个夜里，因为由人引去，故不清楚确切方位。后来自己又去了一回，也是在一个夜里，就很找了一会儿。第三回，特意决定趁天色尚明时动身。正当夕阳拂照，满目绿树金辉，又见晓月初升，天空中高高地飞着一只红色的风筝。
龙山居主（租户）曾就读美术专业，学业期间去了军队服役，退伍后徒步进藏，玩够了回来开始接单装饰工程，开工时可用到工友20多位。头一回去，不是他邀，乃路遇一当时与他同住龙山居的帅哥，特邀，便往。去了就很热闹，一帮年轻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事后看留影，颇有点儿鲁迅当年和青年木刻家们在一起的样子，于是蛮得意。
第二回去，时隔已三四年吧，居主当兵都回来了。这回出现几位女生，其中一位是本人所任教学院的研究生，品牌传播方向的。该方向乃学院初建时就在传播学专业下设立的，就业很好，一般去大企业做营销策划，特大的企业还设传播部，特别适销对路。学生能与艺术家交朋友，甚合吾意。
然后就注意到一位不多说话面带酒窝的圆脸男孩，据说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的，也来了穗石村讨生活。还有一位有点儿阴冷，新词称酷，据说毕业于四川美院油画系。两位都让我暗自心惊。因为知道中国最好的油画常出于这两校，陈丹青罗中立等人。对不起，其他学校的小伙子们，绝无狗眼看人低的意思。实话说，这年头恐怕只有没有上过大学的家伙才能真正引发老衲的稀奇。这是后话。
还有几位是广州美术学院以及敝校艺术或设计学院毕业的。有位搞手绘培训，据说事业发展不错，招生很多，所以被称作“校长”。还有一位跟那天也来的一位青年教师大聊他正在做的APP。有点儿不忿，本人才是传播专家，但确实太老，别人不跟你聊也没办法。
酒喝得有点儿晕，细节都记不清了。肯定还有很多事儿没记，包括有没有抓着妹子的手不放，或者跟女生聊个不停？

第十四章 查尔斯河畔的清教徒
从纽约开往波士顿的大巴，在北美夏日的公路上平稳地颠簸着，路面是不及中国的高速。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四五个钟，每人票价18美金，折合人民币不过百十来块，便宜得有些令他意外。车上有洗手间，一路不停靠——没有中国高速的休息区，也没有收费站。
波士顿，或可说是孕育了新大陆灵魂的一座老城。一般而言，哈佛与麻省理工（MIT）都在波士顿。林克明白，这是个含混的说法，准确地讲，两所大学都在马萨诸塞州（麻省）的剑桥市（Cambridge）。它们依着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对岸才是波士顿。
美加两国的行政自治机制在这里展露无遗。剑桥市极小，若放在中国，充其量也就是个小镇的规模，上面本该有个“县”或“市”管着。它确实名义上归属米德尔塞克斯县（Middlesex），但美国的县、州大于市、镇，前者负责统筹公共设施，没功夫管，也不允许管后者的其他所有事宜。这种微观的松散与独立，也是大学自治的天然温床。
清晨，林克走出女儿预订的双联别墅民宿。这栋半开间的房子被老练的台湾房东劏成了四块分别出租，每块每天150美金，雇了位来自上海的五六十岁阿姨做日常清洁。两位不会开车、只讲中文的东方女性，每天早晨在客厅里盯着访学和旅游的各国住客，一再交代：“煮食千万要小心，不要招来了蚂蚁。”
出门左走百余步，十分钟到麻省理工；右转走二十分钟，则是哈佛。感觉女儿是拿尺子在地图上量着订的住宿。
剑桥市18.47平方公里的面积，让林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既视感——与他长居的广州大学城一般大小，街头清净得有些空旷，像极了寒暑假里广州大学城那副“鬼城”的模样。
但两者的内核是完全不同的。国内的大学城是清一色的学校，教师只是校园里的临时住户，而非社区居民；校园外除了政府批准建设的高价商品房，鲜少有自发生长的市井商业。
在麻省理工的校园里，林克逛到了一个规模颇大的Mall（购物中心）。三四层高的楼围出一个新潮的天井，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到了下午人声鼎沸。林克甚至有些天真地想，回国后得跟校方提个建议——华南理工大学至少在校园外观和配套上，也得向麻省理工看齐。
然而，真正无法看齐的，是名字背后的定力。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怎么译？”林克看着路边的指示牌，问女儿。
“麻省理工啊，不过直译是‘马萨诸塞州技术研究所’。”
站在那栋线条硬朗、如同精密实验工厂的教学楼前，林克感叹，“从1861年建校至今一百六十多年，它死活不肯改成‘University’（大学）。”
在中国，大学改名是一场持续了四十年的狂欢。工学院要改理工大学，理工大学要改科技大学，独立学院要削尖了脑袋变成大学。教育部用一套指标丈量着“学院”与“大学”的尊卑，导致中国的大学越办越多，并且经过行政指令的合并，不大也大了。
直到最近，眼看国内缺少高级工匠，又一纸文件，要求六百所大学和独立学院改回到实际上的“职业技术学院”。可来回折腾之下，那些从校园到校园、手握硕士博士文凭的年轻老师们，又怎么可能教得出真正的工匠？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麻省理工真的没有大楼。顺着查尔斯河水上溯几里地的哈佛，楼虽然更老更多，同样没有。
尽管是第一次抵达，林克熟知这两所学校：1620年第一批“五月花号”的清教徒登陆马萨诸塞，1630年又来一批建立起“新镇”（Newtown）。据说这批人里许多毕业于剑桥大学，他们的学识普遍高于当时欧洲的整体水平，于是到了1636年，诞生了哈佛学院，新镇也就改名为剑桥。
“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这句话虽有夸大之嫌，却道出了一个事实：这群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在这个新大陆上建立一个完美的、依循规则的社会，教育必须走在国家的前面。
他们办教育，一是为了宗教信仰，因为“圣经包含了一切必要的救赎”，不识字的儿童长大后会变得野蛮；二是为了让后代了解“这个国家的资本律法”，做个守法者吧。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严谨与秩序，即便在今天这个已经变成民主党“蓝州”的马萨诸塞，依然能从满街整洁的红砖道上窥见一二。
在哈佛，林克的老朋友胡智锋专程从挺远的校外赶来。在这个许多需要刷卡入内的特权学术领地里，正在做高级访问学者的胡教授带着他们走马观花地看了图书馆和一个精细的艺术博物馆。
那座不大的艺术博物馆让林克颇为吃惊。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近现代的藏品不算巨量，但质量之高，堪比纽约的大都会。看完两个馆，胡教授请他们在一间名为“燕京”的中餐馆里吃了饭。
面对那些历经数百年的图书和艺术品，林克终于在心里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一所真正的世界顶级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它可以没有时髦的大楼，但必须有长期积累的图书和艺术品；它可以没有高调的口号，但绝不能来回折腾。而中国，至少折腾了大半个世纪。尽管教育部的专家组已经认定国内有几所大学跨入了一流，清华北大也在国际排行榜上冲到了前几十位，但那种浮躁的“场气”，终究缺了点查尔斯河畔的沉静。
可美国的大学也并非净土。中美关系交恶以来，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任因为加入了中国的人才计划而被起诉；某些著名的汉学家因为左倾的立场频频为专制政权说话。说到底，学术的纯粹终究要受到经济的掣肘——项目经费和石油国家的巨额捐款，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座象牙塔的准星。
查尔斯河，波涛不惊。林克心里明镜一般，他知道，西方的左派，是以批判政府、反思历史为志业的，他们批评资本主义，其实是想让这个制度进步。我们的大学，鲜有这种立足于制度定力的批判力，终究不是一码事。
【10年后的2025年，二次入主白宫的川普开始铁腕纠治大学的左倾倾向。哈佛不服，结果迎头撞上了华盛顿的财政大棒——美国政府一举停发了第一笔高达22亿美金的联邦资金。】

插部 做大事从办大学起
【来剑桥之前的思考，发布于微信公众号。】
我心仪的教育，只有孔子的游学和柏拉图的学园。但是“大水教”（大规模流水线式教育）兴盛以来，要面对现实。挖掘机究竟那家强？看西方，唯牛津剑桥哈佛麻省或普林斯顿马首是瞻（还有一些小的专门化学校），中国无疑是北大清华以及一些艺术专门化学校。
赞成一种忘了是谁的说法：中国只有两所大学，一为黄埔军校，一为蔡元培时的北大。
瞻仰北大还是年轻时的事。“文革”中，有一战友作为工农兵进了北大，竟然是我最向往的专业：文学创作。当时北大中文系大概只有古典文献和这个专业。就去看望战友，在食堂里吃了顿饭，战友介绍说他同班有徐刚，发表过报告文学的作家，还有诗人高红十，出自延安？佩服自己的记忆，都过去40年了，也说明青年时代对文学创作是多么刻骨铭心。
这个前无来者的专业，恢复高考后没几年就撤销了。理由应该充分：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尽管当时有好几所综合性大学开办了“作家班”——既解决那些此前无缘上大学的作家们的学历，又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
记得还去北大查过一次资料。读大三的时候，为写一篇自己感兴趣的论文，有一本陈衡哲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胡适作序，1929年出版），遍寻不着，终在北大图书馆查到。因无借书证，就在柜台上快速翻了一遍，薄薄的一本小书，但是最早的新白话小说，始于1916年吧。那年头占有资料最重要，论文写成，大四时发表在一家大学学报。
以上有点儿自恋，不过是想实证一个观点：大学可以自修，并不需要填鸭。
再来说黄埔军校。
常住地广州大学城，其实跟黄埔军校同在珠江上的一个岛，地理命名为两个岛，以间中一条小河沟为界。因为只有几公里距离吧，这些年只要有人来看望，一般都要陪着去一下，这就有几十回了。
去得多了，麻木了，但有一天灵光乍现：若要算投资回报率，孙中山这个教育办得最值——教官与学员，帮着两个党，先后拿下两个中国——后一个中国，现在号称世界老二，年GDP几十万亿人民币。
当年该校蒋介石校长挥师北伐，盘踞北方各地的军阀们似不堪一击，顺手还清了党，把共产党打到地下。后来着急的时候，说，娘希匹，一期打不过二期，三期打不过四期！说的是1945-1949年的国内战争，前三期有谁记不住了，四期是林彪。
这就总结：北大是一种精神，现在如何暂且不论，代表一种理想。精神/理想一类的东西，适宜远眺，不去实地瞻仰也罢。黄埔则是专业务实的代表。惟其专业务实，才有国共两党后来的历史，尽管这历史不应重演。
做大事从办大学起——现在有谁能似蔡先生那样坚定办学，又有谁能比当年孙先生更为窘迫？

第十五章 轴线上的《纸牌屋》与合拍的金博士
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七百多公里。火车要坐七个小时，票价贵到两百美金，乘客多为有钱有闲之辈。父女俩选择了飞行，一百美金一张的廉价机票，一个多小时后，飞机便降落在华盛顿特区。
从机场乘地铁进城，票价不便宜，四个多美金。广州从机场去市区，人民币8-10元。
女儿将下榻的普通万豪酒店选在白宫正北几里地的第16街与马萨诸塞大道交汇处。华盛顿的街区规划像一张方正的棋盘：东西向用英文字母命名，南北向用数字从1排到30多。第16街，就是这条棋盘上的南北中轴线。不过有两条斜路不以字母与数字命名，马萨诸塞大道即是，林克感觉这很科学——可以快速连通城市中心与四角。
晚饭后散步，父女俩沿着16街一路向南。十五分钟后，路被一堵白色的围墙和铁栅栏截住——白宫（White House）到了。
绕过白宫，便看到了那座高耸入云的方尖碑——华盛顿纪念碑。
在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的大片青草坪上，这座石碑矗立在一个微隆起的小高地上，远远望去，亦须仰头。林克想起了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广场是平坦的，如果在城楼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纪念堂都在视平线以下；更不同的是，不谈故宫四面红墙夹峙，即便广场，也只是一个稍为开阔的四合院。而身处华盛顿国家广场，感觉人在郊野，草坪、建筑与天地合成一片。
“尘归尘，土归土。”林克不知说什么好，低语了一句。
华盛顿特区的格局，其实在上世纪1950年代深深影响过神州新政权的首都规划。后来北京提出把市政府迁往通县、打造首都特区的概念，不过是几十年后对美国模式的又一次心领神会。1949年之后北京建成的许多机关房子以及形成的街区，若扒掉外壳，骨子里其实是以美帝为模子的，只是当年绝不能明说。到了1976年建设毛泽东纪念堂时，出来的视觉轮廓，到底还是林肯纪念堂的影子。
“境外势力太强大了。”林克自嘲地笑笑。
但明白归明白，建筑的模仿解决不了集权带来的问题。国内是“跑部钱进”，所有的权力和财富都往北京挤，结果造成了房价上天、出行“首堵”。而美国因为地方自治，联邦政府只管各州管不了的务虚事务，导致华盛顿这个首都白天冷清得像个健身房。街上没什么豪车，有的是戴着头盔、骑着山地车穿行于各部大楼之间健身的公务员。住处附近没有可以“血拼”的商业中心，多的是犄角旮旯的便利店和小餐馆。
这让林克一瞬间掉进了美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那个手段狠辣的党鞭安德伍德，最爱去一家黑人老头开的街角小店吃肋排，店里常常就他一个政要，和黑人老板扯着国际政治。
在美联社实习的学生俞丽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林克所在学院合作项目的学霸），拉着教授去了一家秘鲁风味的小餐厅。餐厅在半地下，可容几十人，里面人声鼎沸、济济一堂，比中国大陆的苍蝇馆子还要热闹，完全没法说话。
饭后，他们步行前往附近的乔治城，那里才是商业购物中心。路经乔治·华盛顿大学（GWU）时，林克特意停下来看了看。这所私立大学没有围墙，完全融入居民区，是华盛顿政要们就近作秀的一个方便处。（2022年，林克看到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在这儿发表了相当鹰派的对华政策演讲。）
多年以后，林克对华盛顿国家广场未能忘怀的是那儿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这个国家的亡灵祭奠地：二战、韩战、越战。
韩战纪念碑极为生动——十九个不锈钢铸造的美国士兵，穿着雨披，排开战术队形，银色的雕塑仿佛行进在冰冷的月光下。大批亚裔青年在这里流连，林克想或是韩国人。纪念台座上刻着一行字：他们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国家、一群从未见过的人民而作战。
由当年21岁的华裔女学生林璎（林徽因的侄女）设计的越战纪念墙，出人意外地下沉于地平面，黑色大理石墙面上，镌刻着五万多位阵亡者的姓名。林克看到几位相伴而来的白人长者，用颤抖的手指抚摸着石面上的名字。
当年这个设计方案受到过激烈反对，但它符合了越战后美国人回首历史时的反思心态。
相较之下，马丁·路德·金纪念公园里的雕像，则高高地站立在大湖之畔。同样让林克意外的是，这座巨大的雕像出自中国雕塑家雷宜锌之手，完美地实现了中美两国在“伟人塑造观念”上的跨大洋合拍。美国黑人需要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绝无瑕疵的圣人英雄。如果雕像试图反映金博士作为普通人的常情与软肋，当年的揭幕式，恐怕奥巴马总统不会出席。
国会大厦正围着密密麻麻的脚手架进行大修。圆顶被钢筋包裹，看起来不太美观。林克在这儿留了个影——暴露美帝的不美，在国内发布会受欢迎。不过，这个两百多岁的国家，确实到该修修补补的时候了。
多年后的2021，这儿的骚乱震惊了世界。在经历过“文革”风暴的林克眼里，那点冲击远不如当年红卫兵对政府部门的打砸抢来得惨烈。可美国人似乎很当回事，那种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惊恐与定力，让人不得不承认，世界大不同。
从华盛顿特区到纽约，按来的线路从纽约飞回温哥华。临行前，林克去看了老同学朱力军的女儿朱甜。在纽约那间狭小公寓里，这位在华人电视台做美食主播的姑娘，亲手做了一顿形味兼美、知行合一的晚餐。后来，与力军谈到在大洋彼岸独自打拼的女儿时，他眼神里流露出的那抹担忧与忧愁，是中国父亲共同的跨越万里的叹息。
尽管太多东西没看，但林克知道，此生很可能不会再来这“三都”了。不过，双子塔的遗址，时代广场的大屏、华尔街的铜牛、大中央车站的星空穹顶、自由小径……政商学“三都”之行，都已经在那个盛夏，真切地留在了他的生命里，留在他随后的记录里。
他来过，他见到，他心满意足。

插部 《新华日报》美国独立日社论摘录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政治机关报，至少在1944-1946连续三年发布过关于美国独立日的社论。】
《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1944年7月4日）：
“今天中国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正和1776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战斗民主派的已故领袖、就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1945年7月4日）：
“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
“七月四日，这日子代表着一个什么意义，包含着一种什么内容，美国人是不会忘记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民——一个正在以血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来说，也同样是值得体验、值得认识而且学习的。因为不管时代是怎样的不同，不管情形是怎样的异，人类的任何进步事业和改革运动，尤其是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其共通性的，那就是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迂回曲折的进展，以底于成功。其中发展的规律差不多总是一样的。”
《祝贺美国国庆》（1946年7月4日）：
“中国人民歆羡美国人民的光荣历史传统。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不折不挠地为自己的独立民主自由英勇奋斗，并经历了自己的‘独立战争’――抗日战争。由于今天中国的环境与一百七十年前美国的环境不同，在中国人前面，不仅有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因此中国人民在百年艰苦斗争和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没有能够像美国人民在八年独立战争之后，迅速实现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国。今天大半个中国的人民正在呻吟于国民党独裁政府的虐政之下。这个政府，正如美时代杂志记者所称呼的，是一个‘恶政府’。引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它‘一贯地追求同一目标的一连串的虐政和篡窃，证明有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之下的阴谋。’《独立宣言》中说：‘推翻这样的恶政府，并为人民的日后安全设立新的保障，就成为人民的权利和天职。’可是我们中国人民向来是最宽大的。今天中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恶政府’，并不运用美国独立宣言所说的‘推翻’它的‘人民的权利和天职’，而只是要求它放弃‘绝对专制’，经过和平的政治协商方式，把现政府改组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仁至义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采取了什么政策呢？它的政策，就是发动大大规模内战，就是加强特特务恐怖，就是血腥镇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就是不惜牺牲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利益来维持它的‘绝对专制’。”